曾写过《游子吟》的唐代诗人孟郊,还有一首作于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的《登科后》,抒发他进士及第后的心情。其中有这样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为何会如此得意呢?这不得不从唐代的科举制度说起。
中国的科举制度萌芽于汉代(一说南北朝),至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科举制遂正式开始实行。唐承隋制,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并增加了“明法”“明学”“明算”等50余科,但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进士科重文学才华,明经科重经术。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社会所重。时谓进士出身者,“终身为闻人”,而其他科出身者,名望虽高,但居进士之下。孟郊所中为进士,这是他“春风得意”的原因之一。
在唐代,进士科、明经科每年都要举行考试,被称为“常科”。常科之外还有“制科”,即由皇帝临时诏令设置的科目,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文辞秀逸”科、“风雅古调”科等,共计百余种。制科的考期是不固定的。
参加常科考试的考生主要是生徒和乡贡。生徒即由京师国子监及州县学馆选拔出来的应试者,他们在学校内考试合格后,便可以参加朝廷于尚书省举行的科举考试,即“省试”。乡贡则是不由学馆选拔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的受试者。州县考试被称为“解试”,解试合格者,州县长官要设“鹿鸣宴”招待。凡以乡贡身份入京应试者,被称为“举人”。“秀才”则通过取士最为严格的秀才科选拔,值得一提的是,秀才科位列众科首位。可见,唐代举人、秀才的概念与明清是很不同的。至于参加制科的考试者,可以是已有官位的官员,也可以是常科及第的人或庶民百姓。
唐代主持中央科举考试的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称为“知贡举”。如果礼部侍郎空缺,则由其他官员主考,称为“权知贡举”。因为礼部主持的考试一般在春天举行,故被称为“春闱”。考试内容及录取标准,各科不尽一致。进士科一开始以考时务策为主,后来又加试帖经(把经书中遮住的字识别出来)和杂文(指箴、铭等文体)。唐玄宗以后规定诗赋为必考科目,共考帖经、诗赋及时务策三项,以诗赋为重。诗的题目和用韵也有严格限制,一般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诗题冠以“赋得”二字,被称为“试帖诗”。倘有的考生不愿考帖经,也可以用“以诗赎帖”的办法进行通融,即以作诗来代替帖经。这样一来,更突显了诗赋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中国古典诗歌在唐代的高度繁荣,与此不无关系。明经科则以试经义为主,先试“帖经”“墨义”(默写经文及注疏),最后试时务策。考生入场时衣物要被检查,但对考生的试卷并不像宋代以后那样进行糊名(密封姓名)、誊录(另誊一份供考官评阅)。
唐代科举制度还有一处与后世科举制度不同,即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参加考试者常要请当世显贵或有文学声望的人向考官进行推荐,这就是唐代的“行卷”风气。考生将自己的作品尤其是文学著作抄写在卷轴上呈献给推荐人,经推荐人认可后再推荐给考官。如白居易考前便曾向大詩人顾况“行卷”,其《赋得古原草送别》便是开卷第一篇,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便赢得了顾况的赞赏。杜牧因《阿房宫赋》而得到吴武陵的推荐,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朱庆余在考前还曾模仿新妇口吻,写了题为《近试上张水部》的诗给时任水部郎中的张籍,以表达自己考前不安与期待的心情。所谓“画眉深浅入时无”,实际是在试问他的推荐人张籍:“我的文章能否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呢?”
唐代考生及第后,称考官为“座主”“座师”“恩门”,对考官自称“门生”,同科及第者互称“同年”。进士及第者称“进士第”,甚为荣耀,以至于被视为“登龙门”“白衣卿相”“一品白衫”,而称他科及第者为“杂色”。又因进士科既被人羡慕,又十分难考,百人中不过取一二人而已,故又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进士第一名被称为“状元”或“状头”。同榜者要在曲江聚会游宴,称作“曲江会”,许多达官贵人也往往在这一天来曲江挑选女婿。聚会时还要举行“探花宴”,以同榜少年俊秀者二人为“探花使”,遍游长安名园,采择名花,以点缀宴会。游宴后还要一同到大慈恩寺大雁塔下题名留念,称为“题名会”。孟郊及第时已46岁,但仍被选为探花使,得以有机会“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便是他“春风得意”的又一个原因。
唐代制科考试合格后可直接授官,但常科及第却不能马上授官,还须参加吏部的选拔性考试,谓之“选试”或“释褐试”。选试合格者方能被授予官职。选试包括体貌、言辞、书法、判词4个方面,并分为“博学宏词”“拔萃”等名目。如柳宗元便以“博学宏词”被授予集贤殿书院正字,白居易以“拔萃”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而韩愈虽进士及第,但因三次参加吏部选拔性考试未中,故未能得官。他最后只好去做节度使董晋的幕僚,数年后经董晋推荐,才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故从授官方面来看,制科及第最优,其次是常科的明经,再次是进士。但进士虽初授官品较低(一般是八品、九品),升迁却更容易,唐代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展望进士出身的美好前途,这又成为孟郊“春风得意”更深层的原因。
但遗憾的是,孟郊的美好愿望并未实现,他的“春风得意”也未能持久。他直到50岁才被任为溧阳县尉,56岁时才做到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这样的小官。而且由于他性情耿介寡合,几乎一生都处在困顿潦倒之中,最终在64岁那年因病去世。不过,唐代历史上虽然少了一位显宦,但多了一位著名诗人,这是孟郊也是中国文化之幸。
(小黑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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