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静

　　

　　如果有人问我“一个人去迪斯尼乐园是怎样的体验”，我大概可以啰啰唆唆答几千字，开头是：“谢邀。我总是一个人去迪斯尼。”

　　我第一次去迪斯尼就是一个人。那年我还在洛杉矶读书，夏天没回国，接待了一群从国内来游学的中学生，我是他们的加州迪斯尼乐园一日游导游。我的工作是把孩子们集合起来、在路途中介绍好玩的项目，完成后，获得的往返程报酬刚好够买一张乐园门票。

　　最初我是为了那张乐园门票才接下的工作，对于一个正努力以经济独立证明自己的学生来说，100多美元的门票并不便宜。

　　在常年堵车的洛杉矶高速公路上，车开得晃晃悠悠，在漫长的路途中，我一边抓着大巴的扶手毫无感情地背着提前准备好的乐园介绍，一边应付着吵吵嚷嚷的孩子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天知道我自己都没去过。

　　把他们送进乐园我才开始发愁，离约定的傍晚集合时间还有很久，我却还没做好一个人在乐园里玩的准备。还在停车场时，我就听到迪斯尼乐园欢快的背景音乐，那音乐是属于别人的。

　　那年我20岁，有“尴尬癌”，很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我想掏出手机自拍，但别人会不会觉得独自在乐园里傻笑自拍的人很傻？我在乐园入口看到工作人员手里抓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气球，圆滚滚的，很可爱，我却没勇气给自己买一个。

　　我在热门项目的单程票队伍里站着，手机被太阳晒得发烫，没人和我聊天。“真热啊，是不是？”后面的陌生人跟我说了一句话。像魔法发生的一瞬间，有人把我从尴尬中解救出来。和我说话的是几个亚裔青少年。

　　故事的开头就像在美国电梯里每天都会发生的寒暄场景，无论大家认不认识，都可以聊两句今早的交通状况和附近的停车场有多难找。但在这之后，大家却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从我为什么一个人来乐园、乐园零食车卖的冰激凌，到各自的学业、生活里的小烦恼——原来大家都一样。

　　这个平淡故事的结尾是大家很快等到各自的项目，结束后就在出口告别了。但后来在别处我们又相遇了几次，他们叫住我，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

　　“不如你请我喝杯汽水，我买气球给你，这样就不算你自己买的了，看起来没有很悲惨，对不对？”和我聊天的那个人说。他给我买了一个气球。

　　我毕业回国后，阴差阳错地做了记者，迪斯尼刚好成了我对接的公司。在这之后的好几年，我几乎去遍了全球所有的迪斯尼乐园——有时候是和很好的朋友，也有很多时候是一个人。

　　一堆人去迪斯尼乐园真的很开心。有一年圣诞节，我从美国西部飞到中部，和一帮大学最好的朋友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州际公路旅行，终点是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

　　公路旅行是件很好玩的事儿，我们经过成片的森林，在高速公路上飙车，停在某个小镇的加油站和陌生人聊天，把天窗打开跟着音响大声唱歌……或者在某个黄昏，经过一座小岛，路过一片不知名的纯白色沙滩，愣愣地站在那里看完一场日落，太阳像一颗红色的咸蛋黄，投入渺茫的海平面。

　　这趟以乐园为终点的旅行的结尾，是我们在奥兰多迪斯尼的电影院看了那年刚上映的《冰雪奇缘》。那时艾莎和安娜的歌还没唱遍大街小巷，我们在影院里被这对姐妹感动到连薯条都顾不上吃。出了影院，车里音响的歌变成了Let It Go。白天我们在乐园里疯玩，晚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聊到再次抱头哭。那时大家都还小，带着对未来的小小的不确定和憧憬，情感充沛又笨拙。

　　但我也不再害怕一个人去迪斯尼了。这种变化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只是当你开始做个成熟的社会人，面对各种必须硬着头皮上的状况，偶尔被零碎生活和各种挫折洗刷一下时，便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脆弱的少年了。

　　有一年我一个人去东京出差，工作结束后的周末很自然地买了东京迪斯尼的一日票自己去了。在排队和雪莉玫拍照的时候，我发现前面的女孩也是一個人，我们自然地聊了起来。她是护士，每个月都会背着很沉的相机，从名古屋来东京迪斯尼和迪斯尼的朋友们见面。

　　轮到她上去拍照，我听到她指了指我，对雪莉玫说：“后面的女孩从中国来，可以对她温柔一点吗？”于是轮到我时，我一下被雪莉玫紧紧抱住，看到出口的那个女孩正微笑着等我。就像那年在加州迪斯尼的善意偶遇一样，那时我觉得自己又被魔法眷顾了。

　　后来我想，这种小小的魔法大概只会在乐园里发生吧。在这里你可以卸下心防，抛却所谓的当代社交规则和矜持的包袱。

　　去年因为一次活动，我以媒体人的身份又去了加州迪斯尼乐园。那是我第一次使用“媒体特权”在天还没亮的时候进了乐园。乐园的地面刚被整体冲洗过。在那儿已经工作了22年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乐园每晚会彻夜清扫到次日早晨6点半，然后会在开园之前把所有工作过的痕迹都隐去，这才能保证每个游客看到的地方都是干净却又符合乐园气氛的。我在湿漉漉的乐园里走，每个上完夜班的工作人员都笑眯眯地和我问好，他们真的很爱那儿。

　　于是我又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去加州迪斯尼的时候，和我问好的那群年轻人了。在那声问好中仿佛藏着暗号，它似乎在说：“嘿，你不再孤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