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天,清晨6点多,搭上最早的一班地铁,我赶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天还未亮,我攥着热乎乎的鸡蛋灌饼,在寒风中紧盯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开始在那里蹲点。
我热爱化妆,在深入了解化妆后,萌生了在剧组当化妆师的想法。了解到剧组不对外招聘化妆师后,我打算采取迂回战术——假装群众演员混进去,再想办法接触化妆组。
但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并不可行。
后来,我去一所化妆学校报了名,通过老师打开了剧组的大门。
剧组化妆一般分为负责妆面、伤效的化妆和管头发、饰品的梳妆,有时梳化也不分家。
我接的第一部戏,是在山东梁山拍摄的古装戏。筹备古装戏需要钩织头套、胡子,制作饰品和发包,服装组组长让我跟着他采购道具。
早上8点,在批发市场,服装组组长健步如飞,一边看,一边买。我负责拎东西,在后面一路小跑。
电视剧的化妆部门一般分为“现场”和“家里”:“家里”给主要演员梳化,“现场”则侧重群众演员的梳化。细分下来,化妆师又分为小助、二助和主盯。像我这样的新手,就是现场小助。
采购完毕,我开始熨烫服装,看着堆积如山的衣服,我一边熨,一边自我催眠——这是给我家“爱豆”杨洋穿的……我就这样坚持了下来。
进组后,化妆师会拿到通告单,也就是第二天的工作安排。考虑到演员的档期、场地的租用时间等,拍摄不按剧情的顺序走,而是按通告单走。因此,每天出工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固定。
一天,主盯临时让我给她送化妆箱,但我在路上穿过了一大片半人高的草地,等抵达主盯那里时,被现场工作人员轮番数落“行动慢”。我只能默默忍下委屈。
由于经费紧张、时间短,我们经常通宵拍摄。那一年,梁山下了好几场罕见的大雪。冬夜里,我的双腿冻得青紫,还站着睡着过;双手也因为天天接触酒精,起皮开裂,特别疼。
戏杀青后,我马上回学校补上了毛发钩织课和古代梳妆课,还在老师的推荐下,加入了一家工作室。工作室有点像化妆师的经纪公司,它会帮化妆师接戏、指定剧组。3个月后,我接到了第二部戏。
“这个伤,你需要做多久?”在片场拍戏时,导演问我。我抿了抿嘴,回答:“20分钟。”
这一幕戏里,男演员脸上被砍了一刀,由我来做刀伤效果,这是我第一次负责现场伤效。我有点紧张,深呼吸了几次,先用刷子和油彩在演员脸上定好伤口的大概位置,然后用调刀抹上调肤蜡,用棉花、血膏和血浆营造刀疤效果。不知不觉,20分钟过去,我化完了妆,导演对刀伤效果很满意,我信心大增。
深入接触剧组后,我发现化妆师的工作量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一般在拍戏过程中没有假期。古装戏比现代戏的妆发任务更繁重,早上所有男演员都要粘头套。晚上收工回来,我们并不能马上休息,要清洗演员卸下来的头套,这样它们明天才能继续使用。
经过高强度工作的锻炼,我的化妆水平逐渐提升。第三部戏,我很幸运地接到了电影《建军大业》的化妆任务。电影的化妆模式和电视剧不同,所有演员都在现场出妆。名气大的明星都在自己的房车里化妆,特约演员和群演则在帐篷里化妆。现场不再有小助、二助和主盯的分级,大家出完妆,就去盯现场,化谁盯谁,互不干扰。
电影的制作常有大场面,《建军大业》有个场景需要上千名群众演员。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不需要怎么化妆,但发型一定要做,化妆师需要根据当天的剧情和衣着来给演员梳头。
凌晨4点,我已经抵达现场,比我们来得更早的是场务人员,此时帐篷、桌椅和梳妆台都已经搭好。我们赶紧开始给群众演员梳头,一个人接一个人,有1000多人,感觉没有尽头。这时,化妆负责人问群众演员:“有没有会梳头的?可以加入我们。”
听到这句话,我愣住了,那一刹那,我仿佛又回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当时每天等待进剧组的我,大概从没想过自己真的能实现愿望,在剧组里生存。
《建军大业》上映的时候,我和同事特意去了电影院观看。散场时,周围的人陆续离开,我静静地坐着,直到在一长串字幕里找到小小的我的名字。
“你觉得主盯应该具备什么能力?”在公交车上,我突然接到了考核电话。工作室给我接了一部战争戏,职位是主盯。
坐在靠窗的位置,微风吹拂着我的脸,我一字一句慢慢地说:“除了化妆的基本功底和工作经验,我认为战争戏的主盯,第一,需要有沟通能力;第二,一定要会做各种伤效……”
接完电话,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方没有提出异议,考核算是通过了。我把握住了升职的机会,从小助成长为主盯。
拍戏时,我被分到了这部戏的武戏组。和文戏组相比,武戏组离不开血和伤。每天一到现场,我就和血浆、炭灰、炮灰、油彩打交道,整个人灰扑扑的,现场的脏乱程度一言难尽。
演员有时也是“有苦说不出”。有一次,一个男演员拍蹴鞠戏,每拍一个镜头,我们就要给他的头套后纱补一次透明的酒精胶,补之前要先用酒精卸掉残胶。反复擦了多次后,演员脖子上的皮肤开始脱皮、红肿。结束拍摄时,我给他卸头套,卸下的头套还在往下滴汗水。
入行第三年,我接到了一部古装剧,主演之一是我童年的“女神”赵老师。那天有一场自刎戏,刚拍完,我第一时间赶到她身边,给她擦脖子上的割伤妆。这时,一个穿着盔甲的群众演员走过来,声音颤抖着说:“赵老师,我……我很喜欢您,我们全家都很喜欢您!可以和您合个影吗?”
我一边擦血迹,一边感叹这个群众演员胆子真大。一般这种情况,明星的经纪人会冷漠地拒绝。我悄悄抬起头,惊讶地发现,赵老师没有生气,她温和地说:“请等一下,等擦完脖子上的血,就可以合影。”
这种插曲在剧组并不少见,意外状况更是家常便饭。一天上午,我在河北的微型沙漠“天漠”参与拍摄。刚到现场不久,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我当时没在意,去了洗手间。等回来后才发现,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只剩下我们化妆的3个女孩,其他人都不见了踪影。
我掏出手机,赶紧给化妆车的司机打电话。挂了电话,我们在狂风急雨中等待。远远地,一辆陌生的金杯车驶了过来,我们扑过去使劲拍门,但车没有停。天色越来越暗,豆大的雨点砸在脸上,我们陷入无法走出沙漠的恐慌,年龄最小的女孩忍不住放声大哭。终于,司机过来接我们上了车。
后来,因为一些行业因素,我能接到的工作也越来越少。正当我心里打退堂鼓时,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部电影,入组需要申请,几天后才能等到结果。同时,另一个好友给我推荐了一部网络大电影,但需要马上进组。考虑到职业上升空间,我拒绝了网络大电影,决定等待电影的消息。
终于,消息传来,剧组定下了我。开机的第一天,就要拍有500个军人的大场面。对军人的要求是短发,而500个群众演员的发型各不相同。我们兵分两路,一些人去给主演们梳化、穿衣,一些人去给群众演员剪头发。我被分配了剪发任务。剃着头,我看到碎头发和头皮屑在空气里飞舞——有些群众演员十天半月不洗头都是常事。第二天,我戴上了帽子、口罩、护目镜和围脖,全副武装。回归忙碌的劇组生活,我的心又安定了下来。这份工作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和风景,也被许多细微的温暖感动。
剧组如同造梦工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造梦师。现在我依然觉得,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真的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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