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我和我妈吵架是在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医院实习。实习的工作强度太大,以致我每天一闻到消毒药水的味道都有一种下一秒就要作呕的感觉。
我待在肿瘤内科,每天打交道的都是重症病人及其家属,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病人的出气筒。
我习惯了和颜悦色地面对每一个病人,在他们歇斯底里时思考最妥当的解决方案,同时在医院老师们面前做最听话的乖学生。
那段时间,我频繁地跟我妈吵架。
有时候回到家里,身心俱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我妈是个“老洁癖”,从客厅进来随口唠叨了一句:“怎么也不把床单拉平再躺?”
我顷刻间就炸了,从床上坐起来吼她:“你沒看见我刚回来,床单皱一点有什么关系,我刚刚睡着,又被你吵醒了!”
是我自己任性要读医学院的,那时候年少无知,一心只想脱离父母熟悉的领域,才导致了大学毕业时的纠结迷茫。
彼时,我却去数落和责怪我妈:
“别人的妈妈在孩子上高中时就开始为儿女铺路了,你当初为什么没给过我建议?”
“你从来就没有为我的未来负责过。”
或许,人在落到低谷时,不亲手把责任推给另一个人就会活不下去,而归罪于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成了最便捷可行的方法。
我在外越是乖巧,回家就越任性,并且自以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可以被原谅的。
渐渐地,我妈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开始小心翼翼地斟酌。她对自己的女儿,就像对待一个在门口挂着“请勿打扰”的生客。
她会偷偷在我包里塞小点心,晚上和我一起讨论电视剧。
我想,她一定在暗地里准备了100种试图让我变得愉悦的方法,却找不到一个奏效的。
那一阶段,我在医院常常吃闭门羹。有时候会向我妈提起,自己好不容易做好了消毒,病人瞥到我的实习生胸牌就要换人。
我妈是个特别怕疼的人,后来有一次,她体检回来很兴奋地给我看她手上的针孔:“我今天去体检,人家给我扎了4针才扎进去。”
我说:“你怎么就傻傻地让别人扎了4针,可以要求换个人啊。”
“我今天遇到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实习生,她问我能不能让她试一下。我看到她就想起你了。”
“我想呢,我现在多给别人一点机会,以后别人也会多给你一点机会。”
我当时听得鼻头一酸。
之前,我们全家没有人在医疗行业工作,谁都不清楚这个不熟悉的领域是个怎样的环境。我妈就用这样笨拙且无效的方法,暗自期待着世界能对她的女儿好一点。
“就让妈妈痛一点儿吧,或许有千分之一的机会,上天可以看见,然后回报在你的身上。”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在为人子女这件事上,我是这样的不合格,甚至是零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习惯把父母当成最后的堡垒。以为自己在外成一个草包,被扎一身长短不一的刺,就可以转过身来,扎在父母身上。
对外人发泄情绪,可能会遭到讨伐。为了避免受伤害,我选择点头哈腰、一味讨好。
可我总觉得在外面受的委屈需要找到一个途径发泄,这时候我找到了父母,因为那是发泄情绪付出成本最低的方法。
心理学上说,人有一些内在不可见的想法,这被称作潜在信念。
我们在潜在信念里认为,在社会上我们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全部责任。而父母就像海绵,只要不吸纳到极限,他们会不论好坏地照单全收。
曾经看过关于台湾童星杨小黎的一个访谈,她说小时候拍哭戏,刚开始导演伯伯们都告诉她“你要是再不哭,妈妈就丢下你走了”。但这招越到后面越没有用处,因为她发现每次都说要走的妈妈,总是偷偷在旁边帮她拍照。
聪明的孩子从小就知道,父母说了两百遍的“你要是再哭,我就让大灰狼把你抓走”,是永远不会成真的谎言。倘若真的有大灰狼到来,他们只会挡在最前面。
洞察了父母的软肋是自己,就会忍不住恃宠而骄地撒泼任性;用妥协的眼光看世界,却用挑剔的眼光看父母,这大概是天下为人子女者的通病吧。
我妈总是说:“很抱歉,没能帮助你什么,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
可是妈妈,请原谅我的任性,因为我也是生来第一次为人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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