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焰

　　

　　

　　

　　衡水中学，在教育界、媒体圈、家长群体，甚至与它毫无关系的社会大众当中，都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说起衡水中学，有人热情仰慕，有人激烈批评，也有人面无表情。每年的高考季，它都会被提起。

　　然而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它，大多数的议论者，对它都没有直接、客观的认识，依据的多是二手信息，或者类似“高考誓师”这样有限的画面。与其说人们是在议论一所学校，不如说是在表达各自的教育价值观。衡水中学对很多人而言，仍然神秘，甚至未知。

　　2020年6月，一部名为《衡水中学》的纪录片，或将叩开这扇神秘的大门。向健，这个长期把镜头对准教育领域的央视纪录片导演，已经完成了对衡水中学“全方位、无死角”的拍摄。

　　许多人的看法可能会因之而改变，向健的看法就已被局部改写。

进入

　　北京——衡水，向健在两地之间频繁往返，到2019年10月，已经整整4年。

　　最开始，他每半个月一次，跟着一群家长和学生坐上火车，从北京东站出发，拍摄纪录片《开往衡水的列车》。

　　在快速行驶的Y512次列车上，坐着的是一群“小候鸟”。他们背着书包，在两座城市之间来来回回，目的是考上衡水中学。

　　镜头下的孩子们，最小的6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最大的读初三，正准备中考。他们的父母在北京工作，但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寄希望于孩子自己争气，通过衡水中学，再考回北京來。一个比喻在家长之间流传——衡水中学是平民子弟的“重点大学保险箱”。

　　它从20多年前的一所“野鸡学校”，到如今广为国人所知，原因无非两点：一是高升学率，连续多年一本升学率在90%以上，每年约有200人考入清华和北大;二是半军事化的管理，纪律严、校门紧，被外界称为“高考工厂”。

　　拍《开往衡水的列车》时，向健没有联系过衡水中学。因为他没有拍摄需求，也知道没有媒体可以轻易进入这所学校。

　　直到2018年9月，向健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你来都来了，要不干脆帮我们拍衡水中学吧？”

　　电话那头是衡水市委宣传部部长马福华。

　　小城衡水计划在全国打响“教育名城”的称号，衡水中学也想在形象上“翻身”，不愿意再被叫作“高考工厂”。

　　一个月后，向健的另一部纪录片《衡水中学》开机。一开机，他就和校长郗会锁吵了一架：“不可能拍成一部90分钟的宣传片吧！”

　　磨合一年，拍摄工作基本完成。2020年6月，这所神秘的中学将第一次登上大银幕，等待新的评判。

反差

　　衡水中学在全国范围内所引发的争议人尽皆知，毋庸赘述。

　　只有一个地方听不到批评之声——衡水。一进入衡水市的地界，谤声就如泥牛入海，瞬间消失了。

　　无论本地的出租车司机、豆腐店的老板、酒店打扫卫生的阿姨，还是随口问路的陌生人，说起衡水中学，都表现得很尊敬，甚至对衡水中学的外围信息十分了解。

　　衡水中学的地理位置、放假规律、趣闻轶事、高考成绩，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能和记者聊上一会儿。

　　其中有一位父亲，他的孩子从衡水中学考上一所三本院校——算是衡中毕业生里的极少数。他告诉记者：“我还是羡慕衡中，仰慕衡中，我的孩子让衡中丢脸了，对不起衡中。”

　　在这座河北小城里，衡水中学是最大的“明星”，没有“之一”。

　　出了衡水，便是另一番光景。它通常被看作一个“铁栏杆”，围住了一群“考试机器”。里面的人为了高考，放弃了“做人的尊严”。

　　“不人道”的严格纪律，和近乎“变态”的激励手段，把一大批青春期的孩子教育得整齐划一、拼命学习。大家前胸贴后背地跑操，边跑边喊“我要考清华”“我要上北大”，没有时间好好吃饭，每一天都在试卷的海洋里泡着，把学习成绩当成唯一的目标……

　　撕裂一直存在。外界是赞是贬，取决于评论者获得的信息种类和立意。

　　过去关于衡水中学的报道，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记者们的“突围”成果，另一种是学校的自我宣传。

　　第一种，新闻报道，无论是采写的方式还是呈现的结果，都常常令人感到沮丧。因为每一个前往衡水中学采访的记者都像在打一场“攻城战”，自从“高考流水线”的称号广为人知之后，这所学校对媒体的感觉可谓杯弓蛇影。记者连吃闭门羹，被搪塞、被堵截是常事。校领导一般是缺席的，记者也无法在校园内自由活动，所以最后得到的往往还是观点，而不是事实。

　　第二种，校方的“宣传”，大致上只能影响那些本就欢迎它的人。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广播电台等，宣传方式多样。2019年10月，衡水中学还开办了自己的电视台，但它的受众群体始终十分有限，不是学生就是家长。“误解”无法因此而冰释。

　　没有人乐于一直被“误解”。当学校筑起高墙，墙内墙外两种声音各说各话，反差日益增大之时，校方也难免焦虑。

　　纪录片《衡水中学》，是在模糊的新闻与片面的宣传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是衡水中学敞开心扉来一场“自白”的机会。

　　

亲历

　　自白不等于宣传，倘若电影不能中立，则它根本不必存在。对此，向健是清楚的。

　　一开始双方是“拧巴”的，衡水中学仍然希望拍成一部宣传片，向健不同意。学校要求和攝制组每周开一次碰头会，商量拍什么、怎么拍，掌控方向的意图很明显，最后校长郗会锁和向健吵了一架。

　　向健总会在操场上碰到郗会锁。他像之前的历任校长一样，每天坚持和学生一样的作息：春夏秋冬，5：40起床，陪着学生跑操。高一学生远足40千米的活动持续了22年，郗会锁今年50岁，坚持跟着走完全程。

　　向健跟车拍摄，一天下来也十分疲惫。他说：“衡中的校长真辛苦。”郗会锁说：“你们不也是一样辛苦吗？从北京来衡水待了4年。”

　　拍电影的人，也像身在电影中。这样的对话在情节里往往就是转折的开始，双方心里一软，就发现对方其实挺不错。它像酒一样，催化心灵。相互理解后，信任就建立了。

　　甚至后来向健需要拍宿舍生活，校方很快就同意他们与学生同住，只是叮嘱他：“小点声，不要影响学生。”

　　“全方位、无死角”的目标，拍摄一年，庶几达成。

　　电影是从2019年高考倒计时200天的时候开始切入的，拍摄了一个毕业班的故事。摄像机架在那里，看着学生们备战高考、进入考场、拿到通知书、走进大学，而衡水中学的高三毕业班，又迎来一群新的稚嫩面孔。一个轮回，重新开始。

　　长时间的注视，让向健的心态发生了转变。

　　一开始，他心想：这帮孩子灰头土脸的，只知道读书，以后到社会上怎么混啊？然而长期浸淫于校园，他很快发现了另一面：衡水中学的学生活动太多了。

　　学校每年都有100多项活动，其中数十项是精品活动。包括高一的远足、高二的成人礼、高三的百日誓师。学校里有心理剧社、联合国辩论大会，还有学生自己拍摄的微电影，几乎每一个半月就会有一次大型的讲座，演讲人包括奥运冠军、名校教授、企业家，以及知名校友等。

　　“应试”的穹顶之下是“教育”。衡水中学显然并不只是“流水线”，但也无法自称是素质教育的乐园。但它确实凭借惊人的高考成绩，慢慢变成了一个平台，聚集了非常多好的资源。这里的高考考生能进入顶尖高校，特长生能在世界级的比赛中拿冠军。

　　在高考查分当天，向健的镜头对准了一个学生——孙熙杰，他的目标是河北省文科状元。分数出来了，669分，全省排名40多位，孙熙杰有些沮丧。

　　时间差不多了，他问：“叔叔，您拍完了吗？”向健说：“拍完啦！”孙熙杰说：“那叔叔再见，我要去学习了！”

　　他又回到了书桌旁。此时，高考已经结束，分数已经出炉。

　　2019年的暑假，孙熙杰自学了编程技术、《新概念英语4》，也开始和朋友一起打游戏。什么都不干的时间，也有十几天。

　　“短暂的学习令人疲倦，但终生的学习不是负担。”向健说，衡水中学流行一个理论，叫“大考试观”。意思是人生就是一场考试，要学生们提起精神，终生学习，随时应对。

　　18岁的孙熙杰不太同意：“说人生就是一场考试，有些狭隘。你不要觉得我矫情，学习的本质就是学习，学习让人快乐。”

　　这样的认知，连素质教育也无法反驳，而它出自一名标准的衡水中学学生的头脑。

围观

　　孙熙杰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大约每一个半月，衡水中学就有一次开放日，每次都有全国各地几千名甚至上万名家长、学生前来“参观、学习”。

　　一辆辆大巴来了，一辆辆大巴又走了。每到这个时候，同学们就说：“衡中动物园又开园了！”

　　在这一天，高三年级跑操时会专门留“小黄帽”盯着教室，轮到谁当“小黄帽”，同学们就会叮嘱他：“你一定要看好我们的学习资料，千万要看好我们的学习资料！”在开放日期间曾发生过失窃事件，有一个教室，最后一排同学的各科作业本悉数被盗。

　　“虽然我觉得不会偷我的，但每次开放日去跑操，我都把学习资料藏到桌子底下。”孙熙杰说完，自己忍不住笑了。

　　类似的日常片段——中国高考前的“奇观”——在纪录片《衡水中学》里俯拾皆是。

　　我们不是衡水中学的学生，也从来没偷过谁的作业本，却很容易对这些备考的“攻防情节”感同身受。

　　倘若作业本真是被参观者“顺走”的，那么他们的心态，除了好奇于神秘的衡水中学的生活物证，恐怕也包含某种“偷师”的意图。人们会嘀咕，这群并非出身大城市，也没有强大家庭背景的学生，是怎么在高考中“干过”出身更高阶层家庭的孩子的？

　　而这正是中国教育面对的一个严肃命题，只不过放大到全国，我们就要把问题中的“怎么”换成“有没有可能”。无论人们主张怎样的教育方式和过程，最后我们都站在了同一个地方——高考考场，这无可逃避。高考是“蛋糕”的分配方式，每一个人都要拥有分一块蛋糕的能力。北京和上海的孩子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硬件、最好的信息来源、最强的时代感，衡水和其他小城市或者乡村地区的孩子没有，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另一条路，去应对竞争。每个人都有自己参与竞争的方式，有人在“快乐教育”中，挣扎着去上一个又一个的补习班，有人在疑似的“高考工厂”里，夜以继日，征战题海。

　　“不能改变环境，就适应环境”，这是衡水中学的理念。

　　它明显是一个弱者图强的逻辑。这和衡水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是相关的。衡水市的面积有8000多平方千米，有多处盐碱荒地，全市除了衡水老白干没有任何知名产业，GDP在河北省内多年垫底。这里的孩子如果想要翻身，最值得相信的一条路，就是“学习改变命运”。

　　对于这里的孩子，以及全国各地处境类似的孩子而言，被许多人诟病的高考，恰恰是他们的唯一希望。

　　衡水中学的故事，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着。处在舆论场的中心，只是因为它最受瞩目。

　　对衡水中学的质疑，不单纯是对努力应试的质疑。今天，衡水中学“雄霸”河北高考，“虹吸”优秀生源，是否还是“寒门贵子”的培养皿，已经很难说清。持反对意见的人们真正担心的也许是，在这样的模式被极端化之后，既可能驱逐一些可贵的、更具人文意义的尝试，也可能由此衍生出新的不公平。

　　赞与贬，都是自由随心。只不过，前提是要先了解评说的对象。

　　20多年来，这所神秘的中学，在争论中不断壮大，近年更是散发出了创办“精英”教育之路的野心。衡水中学已然变成了中国应试教育一个精彩、复杂的样本。以一种不被设防的身份真正走进衡水中学，就仿佛是举起一把手术刀，剥开中国教育的心脏。

　　这就是向健和他的电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