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

　　傍晚在法兰克福电车站，我面前忽然走过一个威风凛凛的女孩。那女孩比身高175厘米的我足足高出大半个头，目测她应该有185厘米，既不过分纤瘦，也不粗壮臃肿，跟这个季节的很多德国女孩一样，穿着黑色夹克、蓝色牛仔裤、黑色短靴，迈着很大的步子，以一种相当潇洒的姿态，大踏步地走进夜色之中。

　　我久久地盯着那个女孩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见她。

　　真羡慕她，不是羡慕她的身高，是羡慕她这种自如和潇洒。

　　在这个女孩的成长史里，应该没有人反复带着一种惋惜的哀叹，跟她说：“你太高了。”

　　国产女孩，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就像很多年前流行的征婚启事一样，要求女孩的外表应符合身高在160厘米到165厘米之间（这几年逐渐放宽了很多，逐渐高到168厘米，甚至170厘米），相貌端正、皮肤白净，等等。

　　听起来一点不难，似乎是一个很宽松的标准，很符合东方人的平均标准。但自从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身高迅速蹿过160厘米，总有人拉住我妈，大惊小怪的表情挂在脸上，一开口就是：“怎么这么高？”

　　好像站在她们眼前的并不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他们议论我身高的样子，更像是农夫在议论自己种出来的茄子或者丝瓜：这条茄子怎么这么长？是不是有点长过头了？

　　女孩的个头如果超出标准身高，未免有点不太好办，因为谁也不知道，太高的女孩能干什么。几乎每个人遇到我妈，都会出谋划策：让她去打篮球！让她去当模特！

　　除了这两条路呢？

　　个子高的小女孩，每一条裤子都会逐渐往九分、八分甚至七分的方向发展。我妈总是惊呼：“裤子怎么又短了？”仔细一听，都是心疼钱的声音。

　　如果我是个“标准女孩”，该多好啊。

　　我堂姐就是一个最“标准”的女孩，165厘米的身高，皮肤白净，容貌秀丽，整个人极其秀气。她从小就有穿不完的衣服和鞋子，我上初一那年，伯母带着我和我妈，去堂姐房间，说堂姐有几双几乎没穿过的皮鞋，我或许可以穿。

　　那些36码的皮鞋，实在窄小，伯母又拿出两双37码的，叮嘱说：这两双真的就穿过那么一两次。还是小，我套在脚上，感觉每一只脚趾都被绷得很紧。从此，我身上的喟叹又多了一句：“你的脚怎么这么大啊？”

　　我的脚真的很大，以至于每次去商场一楼的女士鞋区，营业员们比我更惋惜，她们坚持39码的鞋一定合适，当我惭愧地表示“还是有点紧”时，她们无一例外地大声叹气：“那没办法了，在我家店里你买不到鞋，你去哪家都买不到。你的脚真的太大了。”

　　我后来认识了很多“标准”以外的女孩。北方女孩还好一点，南方女孩，但凡长到175厘米以上，只能被纳入异类。

　　大学时认识了一个身高180厘米的师妹，人虽然高，内心却住着一个小小的Hello Kitty，总是想做一个柔弱的、无助的小女孩。为此师妹每天都在节食。等到她终于瘦到120斤的那天，她穿上一条娇小女孩最爱的蓬蓬短裙，背着一只可爱的粉色小包，开开心心地约我们一起出去逛街。

　　十几年后我想起这个场景，仍然觉得不可思议，身高180厘米女孩的梦想，竟然是能穿得跟身高155厘米的女孩一样。

　　我们这些标准外的女孩，虽然生活在当代社会，但好像时时刻刻都活在物资短缺中一般，买不到鞋子，买不到裤子，以至于人时不时地就瑟缩起来，挺不直背，抬不起胸。

　　王安忆的小说《桃之夭夭》里，描绘了一个在上海弄堂长大的女孩，郁晓秋。郁晓秋并不十分高，也不十分矮，但相比她文静白皙的姐姐，她的皮肤有点黑，发育有點过好，身材曲线十足，因此被取了一个江湖气息很浓的外号：猫眼。

　　她身上的“标准”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曲线过于突出。小说里，还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女孩的郁晓秋，有一天蹦蹦跳跳地回家，忽然被她妈扇了一记耳光，骂道：“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你看看你成什么样子了？”

　　郁晓秋的姐姐，是“标准女孩”的样子，皮肤很白，表情沉静，不跑不跳，十分淑女。这样的女孩，总会得到非常好的世俗婚姻，找到一个爱她又多金的老公。

　　就像我认识的很多“标准女孩”一样，她们今天依然是人生赢家，因为从出生开始她们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若干年后，我到国外旅行，才算长舒一口气。鞋店里，40码的女鞋仿佛是最正常的码数，往上走，还有41码、42码，甚至43码。一不小心拿出一双打折的42码女鞋，我看着里面来回晃荡的脚，平生第一次，觉得扬眉吐气。

　　看嘛，我长得一点也不过分。

　　欧美的高个子女孩，英姿飒爽地走在大马路上。她们未必是模特或者篮球运动员，不过就是城市居民中有着普通工作、普通人生的一分子。

　　不过很可惜的是，有些女孩，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优越感太强烈。当她们看到一张张欧美女明星的照片，脸上、身上分布着星星点点的雀斑时，她们会跟当年我遭遇的那些人一样，发出啧啧的声音，叹息着说：“这么多斑，真恶心。”

　　那个无形的框，她们好像还随身带着一样，随时随地要往别人身上扣一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