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

　　

　　那年春节假期的最后几天，我生病了，突然就难受到觉得自己快死了。父母嘴里急急念叨着“千万不要是甲肝，千万不要”把我送进了医院，可惜事与愿违，我得的就是甲肝。我明白他们的焦虑，他们俩已经商定要去瑞典演出，父亲的合作者和整个剧团都在等他们俩过完春节就飞过去。那时出国可是大事情，父母好不容易请了工作假，办好了所有手续，还垫钱买了当时觉得非常昂贵的机票，突发的一切让他们沮丧极了。医院里到处都是患者，无数的家属暴躁又绝望地问着医生到底该怎么防止传染，这场突发的传染病让所有人都慌了。我躺在传染科的临时病床上，恐惧渐渐超过了身体的病痛。

　　医院里所有的病床都满了，医生劝父母把我带回家隔离治疗。所谓在家隔离，就是父亲先去居委会报告了我的病情，一个由住在本街区的退休医师组成的传染病防治小组，穿戴着全套的防护服，来我家进行消毒。他们穿着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白色隔离服，在家里四处喷洒药剂，并嘱咐我父母尽量把我控制在自己的小房间，不要让我出来。父母坦陈了我们家的情况，于是善良又积极的居委会干部们一致决定，对我进行“未成年传染病人的特殊保护”。

　　几天后，躺在床上的我，就這样告别了我的父母。那时我姐姐刚结婚，搬到另外一座城市生活，她最多也只能一个月回来陪我几天，就得赶回去上班。

　　就这样，我一个人被囚禁在了恐惧和寂寞里。我家隔壁邻居、著名的越剧演员张阿姨一家和我家关系一直要好，应了父母的托付，每天为我做些清淡的饭菜送来。虽然他们一家人对我这个病号一再表现出毫无惧色、随时愿意拥抱我的样子，但我心里知道自己是让人嫌弃的。于是，我总是隔着门道谢，请他们把饭菜放在门口，按一下门铃告诉我，直到他们转身进家门我才开门端饭。吃完饭，我也会乖巧地用开水煮了餐具再放在门口。我知道，无论如何，张阿姨一家都是承担了很大风险在照顾我的，至今想起来我仍心存感激。

　　虽然我有了胃口，身体渐渐好一些，但精神上实在寂寞难耐，如同坐牢一般。我实在无事可干，于是决定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看完。父亲和姐姐各留了一书架的书，我硬是一本一本按着顺序囫囵读了。整个读书的过程是绝望而饥渴的，绝望源于一种被世界所弃的无力感，唯有读书可以排解心里的寂寞;饥渴是因为那时小小的年纪，仅有的智识根本无力支撑起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我急切地想要在书本里寻找一些遮风挡雨的东西。书的确成了我那时的一种救赎，它们一本一本从我的眼里到了我的脚下，我得以踏着这一级级的台阶，从小小的“囚室”里探出头来，望到了辽阔的远方，那些我在后来的成长岁月里决心要踏足的地方。我那时第一次认真地读诗歌，读得号啕痛哭，在眼泪里奋笔疾书，开始为自己写诗。读哲学，虽然完全不懂，但反复地读，像是面对一道道无法逾越的壁垒，全不管它们背后的真义，只想拼命一一跨过去，跨不过便用本子记下，等长大以后再读。那几个月的时光，回头再看，于我的确是意义重大，只是那时太疯狂，日夜不停地读，全然不顾自己的休养，以至于别人花一两个月便能痊愈的症状，我花了半年多还未能康复。

　　当时家里刚装了电话座机，但几天都不会响一次。我穷极无聊发明了一种自娱方式，也是因为太需要和别人说说话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拿着听筒自说自话，想象着电话那头有个年轻貌美的接线员在微笑着安静地听着，只是因为工作规定她不能说话。

　　后几个月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很遗憾，说我的病理指标只差一点就算是康复了，已经不再会传染给别人。此时大多数的感染者都已经痊愈，社会上笼罩的那种草木皆兵的气氛也渐渐缓和，但只因为这一点自身的不及格，我却无法越过那条线，使我无法回到学校、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几次三番下来，我渐渐被磨去了急躁，有些承认自己这“不凡”的命运了。有次从医院回家，那时陪护兼监视我的人也不在了，我拐弯去了徐家汇的艺术书店，不料没看上什么美术方面的书，倒是带回了一本菜谱。隔壁的张阿姨在我的托付下帮我买了一些菜，父母走时留下的钱此时才派上了用场。鱼香肉丝、番茄炒蛋、蟹粉蛋……我把自己喜欢吃的菜都试了一遍。我如今能成为一个还不错的厨子，便是那时由这本菜谱启蒙的。每天黄昏，我搬了高脚凳坐在自家阳台上，手里端着自己烧的每日一菜，望着窗外的世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就不害怕孤独了。

　　不久之后，我终于康复了，从医院里拿了化验单，回家后给学校打了电话，商量好了下学年复学的事情。放下电话，我心里竟没有什么很兴奋的感觉，自己不免也有些意外。我深夜出门在路边的小店买了一罐啤酒，打算庆贺一下自己的痊愈。我边走边喝，几口便灌了下去。这想象里酣畅的仪式竟如此草率地完结了，心里很是失落，随手便把空罐子往路边的垃圾桶里扔，却不料竟掷在垃圾桶上弹回身边。于是，我又飞起一脚想要补射，这次更背，打在某处反弹至更远的地方了。我心里觉得好笑，走过去想再踢一脚，远远看到另外一个垃圾桶，便向着那个方向带“球”过去。我一脚一脚地踢着，突然心里就不想“射门”了，一个人在深夜无人的路上踢着一个空易拉罐，漫无目的地走下去。那时晚上的路上车辆稀少，我边踢边唱歌，自说自话地笑着。远远看见一辆辆车过来，我想把罐子踢到路中央，让它被汽车压扁，却不料司机们远远便看穿了我这个疯小子的目的，总是小心地绕开。于是，这“大难不死”的易拉罐在之后的两个多小时里，随着我从淮海西路去了一趟静安寺。

　　一路上我想着，以后长大了一定要记下这次生病的经历，记下心里产生过的所有念头，也必须记下这个踢易拉罐的夜晚，虽然毫无道理，却总觉得应该记一笔。那个可怜的小铝罐子早就不知所踪了，倒是我身上所有磕磕碰碰的印记都还清晰地存在着，不过再也谈不上是什么苦痛折磨，青春里的一切总是小题大做。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正是这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才成全了现在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