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梦寒

　　

　　当一个朝代走向穷途末路时，最直观的表现往往就是社会各阶层的互害成為常态。不仅同阶级之间互相倾轧，穷人仇富、富人仇穷的暴戾风气也成为主导人们言行的重要因素。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恶性群体事件“民抄董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事件的起因在史料里的记载不尽相同，至今依然扑朔迷离。有人说是因为当时归隐的高官董其昌的儿子强抢民女引发的，也有人说是他儿子和仆人侮辱殴打上门闹事的妇女导致的。总之，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最后都被董家的仇人利用，编了故事让说书人到处传唱，致使董家声名狼藉。董其昌身居高位，又是有名的书画家，他不愿意自己的名声被如此玷污，就利用权势追查造谣的人，最后查到了一个叫沈昶的人身上。沈昶拒不承认与此事有关，还到城隍庙发下毒誓，谁知回家后不久居然暴毙了。沈家人认为如果没有董家的逼迫，沈昶也不会遭此劫难，于是全家男女老幼一起上门讨说法，结果遭到董家主仆极为粗暴的羞辱和殴打。之后，事情便在以讹传讹中持续发酵，最终在几个中下层知识分子的鼓动下，当地百姓放火烧了董宅，不仅雕梁画栋的亭台水榭和大量的古玩字画均被付之一炬，连董其昌为寺庙题的匾额也遭到打砸。董其昌一家则不得不辗转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避难，直到半年之后事件才平息下来。

　　在信息主要靠口口相传的几百年前，先于真相出发的谣言的杀伤力绝不亚于今天的网络暴力。尽管从清朝开始，史学家就已经找到了种种证据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但人们至今依然津津乐道董其昌的所谓恶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学者们更倾向于称该事件为“士抄董宦”，而非“民抄”。底层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夸大事实、煽动蛊惑，成为这场灾祸的主要推动力量，其根本原因则是董其昌“木秀于林”导致的“风必摧之” 。

　　董其昌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7岁那年，他信心满满地参加松江府会考，没想到因为字写得难看而屈居第二，大受打击，从此苦练书法十几年。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他不但考取了进士，还凭借好文章加上一手好字被选为庶吉士，成为皇帝近臣，甚至做了皇长子的讲官。然而身处朝堂，权力斗争无处不在，董其昌一而再、再而三地告病辞官，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朝廷召回。从35岁走上仕途到80岁告老还乡，他一共做了18年高官，而归隐时间却长达27年。在官场中，他左右逢源，明哲保身，归隐时则潜心研究书画。

　　作为书法家，董其昌是“晚明四家”之一。他的书法清秀飘逸、天真淡雅，被赞有“颜（颜真卿）骨赵（赵孟頫）姿”之美。他非常重视向古人学习，最终自成一派，深受世人追捧，甚至达到了“片楮单牍，人争宝之”的程度，学写“董书”也成为时尚。到了清代，虽然赵（赵孟頫）书开始流行，但因为康熙喜欢董其昌的字，“董书”依然热度不减。他的书法以行草见长，多以中锋行笔，圆劲中见跌宕，散淡平和而又神采飞扬。最让他自豪的是他的小楷，字体隽秀，布局疏朗，用笔轻盈灵动，墨色在干湿浓淡间变化自如。

　　董其昌的画也同样别具一格。虽然他临遍古人，但一直恪守着“学古变古”的原则。他把书法的用笔融进绘画中，皴、擦、点、染间都有书写的抑扬顿挫、起承转合，所以他画中的山石树木皆柔中见骨，清隽又不失朴拙。他的山水画主要分为两种，其中以水墨或者浅绛（赭石色加少许墨）居多，极少青绿设色。他在《论美唐集序》中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大雅平淡关乎神明，非名心薄世味浅者终莫能近焉。”他对于“静谧”和“疏淡”的推崇源自宋代苏轼的“天真烂漫是吾师”和元代倪瓒的“平淡天真为宗”，其源头是庄子的哲学思想，这也是中国美学的基础。董其昌以此为标准，把中国的山水画分为南宗和北宗，认为南宗山水设色淡雅、意境深远，北宗山水则以青绿为主、色彩富丽。他自认为是南宗正派，强调“境由心设”，指出在艺术创作中，个人高雅的理想志趣的表达要超越绘画的技巧。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始终带有超脱世俗的雅逸气息和抒情诗意，同时又不乏雄浑劲厚的自然生机。不只是在当时，就是在今天，董其昌也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