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的事了。
我在日本剧场观看稻垣浩先生反映弱智儿童生活的影片《被遗忘的孩子们》,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场景是学校的教室,孩子们都在听课,可是有一名学生,他的课桌远离大家,他单独坐在一旁自顾自地玩。
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的忧郁,同时不由得心慌意乱,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个孩子。
他是谁呢?
我突然想起来,那是我呀!
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去了走廊,坐到那里的沙发上。
我想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的征兆,便躺了下来。剧场的女员工颇为担心地走到我跟前,问:“您怎么啦?”
“啊,没什么。”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身,但突然一阵恶心,我差点儿要吐出来。
结果,她叫了一辆车把我送回了家。
那么,那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呢?原因是一看《被遗忘的孩子们》,我就想起了那些我不愿回忆的、令人不快的事。
我在森村小学上一年级时,觉得学校这种地方纯粹就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陪我来上学的家人,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儿童的那种程度,但智力发育得很晚是不可否认的。老师说的东西我根本听不懂,就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把我当作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
上课时老师常常望着我这边,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或者说:“这对于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
每当此时,我看到别的孩子都望着我嘿嘿窃笑,心里便非常难受。然而更令我伤心的是,正如老师所说,我的确不明白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
早晨的朝会上,老师一喊“立正”口令,一会儿的工夫我准“扑通”一声跌倒。我好像一听到老师喊“立正”就紧张,以致晕倒。我就这样被抬到醫务室,被放在病床上,然后护士走过来,俯身看我。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下雨天,我们在室内做抛球游戏。球朝我飞来,我却没接住。大概同学们觉得这样很有趣,所以拼命地拿球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这让我心里很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身上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的雨地里。
“干什么!”老师大声怒斥我。
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可那时我还不明白,把砸在我身上、让我心烦的球拾起来,然后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的这段时期,我简直就像在地狱受罪一般。
现在看来,只按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慢的孩子送进学校,简直是一种罪恶的行径。
因为孩子们的智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5岁时就像7岁那么聪明的孩子,便有虽然已经7岁但只有5岁孩子的智力水平的孩子。智力的发展有快有慢,因人而异,那种僵死的规定完全是错误的。
写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我7岁的时候就是那么呆头呆脑的。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我情不自禁地把这段生活写了下来。
据我的记忆,仿佛忽然刮来一阵风一般,吹散了让我的脑子处于迷茫状态的雾。我的头脑清醒过来,是在我家搬到小石川,我转学到黑田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像泛焦(摄影技术专用名词,即画面内一定范围内的景物全部清晰)那样,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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