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数学老师的名字里带一个“水”字，喜欢他的学生私底下都喊他“水哥”。

　　我们班那时候班风不好，班主任镇不住班里那些捣蛋鬼，对很多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架斗殴、谈恋爱的情况，在文科班里是最严重的，我们班纪律最好的课堂就是水哥的数学课。水哥很严厉，上他的课不管你能否听懂，都不能做影响课堂秩序的事情。而在别的课堂上，有些人则会肆无忌惮地听歌、睡觉甚至吃东西。水哥越是严厉，在学生中就越有威信。人类欺软怕硬的天性，在少年时期就显露无遗了。

　　不过，我喜欢水哥主要是因为他对我好。从小到大，因为学习成绩还行，性格又不太“驯服”，所以我跟老师交往得特别频繁。喜欢我的以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居多，政治老师和历史老师也有，但是数学老师就显得有些稀罕了。我的数学成绩在上中学后只能算一般，所以能被一个数学老师喜欢，就像是在穷困潦倒时人家跟你交朋友，总会格外感人。朱欢尘，记者，自由写作者，豆瓣ID：“朱欢尘”。

　　我和水哥的缘分要追溯到高中入学军训的时候。那年军训拉练的内容，是从高中所在的县城走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路得小跑前进，而且还要背着干粮，对于向来四体不勤的我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更倒霉的是，出了城没多远，我就被挤到沟里去了。是真的被挤到沟里去了，因为我站在队伍内侧，旁边就是一道沟，不久前下过雨，里面全是污泥。我一脚踩下去，膝盖以下的裤腿都变得污秽不堪。我顿时急了，把背包里的一瓶矿泉水全倒在腿上冲洗，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我看着糟心的裤腿和鞋子，哪里还有心思拉练啊。

　　同学们早跑远了，我从队伍的前面一直被甩到尾巴上，最后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从我身边走过。我越想越伤心，不知道该怎么办，干脆站在路边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传来：“这是怎么啦？”抬头一看，一个戴眼镜的陌生男性，看起来30多岁，正微皱着眉头看我。

　　我勉强停止了哭泣，给他指了指我的裤腿和鞋子。他挺无奈地把自己手里的水递给我，鼓励我克服困难、继续前进。我很任性地说：“我不走了，不拉练了，我要回学校。”鼓励无果，他就一脸无奈地走了。再后来，我被学生会主席“捡到”，他又给我找了几瓶水。差不多把污泥冲干净了，我这才勉勉强强继续上路。没追上我们班的队伍，就跟一些路上结识的散兵游勇结成队伍，最后搭了一辆车才到达目的地。这是后话了。

　　几个月之后文理分科，我被分到了11班。第一堂数学课，我觉得这老师有点面熟，不过也没多想，毕竟我有“脸盲症”。但是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正在安静地写作业，在过道间来回走动的数学老师忽然在我身边停下——现在想想，他是徘徊好久终于忍不住了——弯下腰低声问我：“你是不是在路边哭的那个女生啊？”我一下子想起了他是谁，顿时脸烧得通红。可他已经直起腰来走了，脸上带着并不明显的笑意。这就是水哥了，他就是那个在路边给了我一瓶水的人。

　　我的数学成绩一般这件事，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水哥好像还挺喜欢我的。有几次我的好友跟水哥谈话回来，都告诉我水哥对她说我很聪明，也很爱钻研问题。其实我对于这个评价——尤其是后一句——是内心存疑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依然是很开心的。我那时候的性格就是，看你顺眼怎么都行，不顺眼怎么都不行。语文老师被我折磨得鸡飞狗跳，看见我就愁，但是我很听水哥的话。有一次水哥布置了作业，我因为贪玩压根没做，他检查到我的时候，气得把我的书抬手就扔了。我毫无怨言，只觉得让他失望了，内疚万分。其实懒惰正是我的本色，所有作业我都不想写。

　　高二的某段时间，几乎每节课水哥都要让我上讲台做题，甚至有时候一节课不止一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做错，不管题目是难是易。很多时候不是不会做，而是无法避免地犯低级错误，譬如把运算符号弄错，或者数字结尾少写一个零之类的。这些错误看起来很容易避免，但我那段时间就像中了魔咒一样，总是犯错。

　　到后来，我简直有心理阴影了。一方面，我对上讲台做题心生恐惧。因为我总是出错，水哥讲解题目时那略带责备和失望的眼神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所以我从不敢抬起头看他，都是满脸通红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课本。但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害怕他觉得我不可救药了，放弃我，懒得再喊我做题，那我会更伤心。这种巨大的压力让数学课显得格外水深火热。每当例题讲完，又到了要叫人上讲台做题的时间，水哥迈着他特有的步调，不紧不慢地到处走动，目光盘旋在我们头顶之时，我的心就开始往嗓子眼提。而当他停在我身边，头朝我一摆，面无表情地说：“朱欢尘，讲台上去。”我那一刹那不知是悲是喜，机械地站起来走上讲台，脑袋几乎一片空白，心里转动着一个念头——神啊，救救我吧，不要让我再做错了！

　　但是我仍然一直出错。我做题的用时越来越长，每一个环节都谨小慎微。别的同学早就做完下去了，唯有我做完了也不敢下去，站在那里反复检查。水哥从不催促，只是在教室里转来转去，辅导同学做题。而我不用回头，也能感到他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在我和我面前的题目上。眼前是写满字的黑板，身后是同学们的窃窃私语。我想赶紧做好、赶紧下去，我不想再出错了。但也许是独自一人留在讲台上的压力巨大，我到最后总变得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好不容易心惊胆战地回到座位上，却总是避免不了低级错误。

　　终于有一次，当我走下讲台扫视黑板，发现自己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时，我彻底崩溃了。情绪到了一个极限就转向了反面，我不再低着头，而是抬起头木然地看着黑板、看着水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那节课下课后，水哥照例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我趁他走到我的座位旁边，递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老师，请您再也不要叫我上讲台做题了。谢谢。”字条递给水哥之后，我就趴在桌上装睡，没有看他的表情。

　　10分钟的课间休息之后，还是一节数学课。我忐忑不安地听着课，看不出我的字条引起了什么反应。水哥讲完例题，又开始巡视教室，看样子又要叫人上讲台做题了。忽然，我清楚地听到水哥说：“有的同学，我让她上讲台做题，她以为我在整她。这样的同学，可以跟我说，我以后就不整你了。”我的眼睛立刻湿润了，水哥话里的深深的失望和对我的误解让我无法自已。那一节课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什么也没听进去。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水哥拎着书出了教室，我几乎想都没想，立刻跟上去，总算在楼梯间追上了水哥。水哥诧异地看着我，我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宋老师，我没有觉得你在整我……我是觉得我一直做错，让你太失望了……”

　　水哥的脸上和眼中一瞬间迸发出灿烂的笑意，他笑着说：“没事。”摆摆手没再说什么就转身走了。我也笑了，站在原地傻乐。

　　下一节数学课又来了，叫人上讲台做题的时刻也如约而至。水哥还是像往常一样缓缓地从讲台上走下来，我的心绷紧了。他越走越近，终于，面无表情地对我把头一点，说：“朱欢尘，上讲台做题。”

　　那個瞬间我的激动难以言喻，在旁人看来这不过是我的又一次出丑，但这轻轻一点头的意义之重大，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我拿起书走上讲台的那一刹那，我的的确确看到水哥的眼角有藏不住的笑意。

　　若我没记错，那一次我好像还是做错了。但我不再紧张，因为我知道即使我做错了，他也不会放弃我。后来，不记得具体是在哪个时刻，那个“逢上讲台必错”的魔咒，竟然解除了。我在这样一次次的磨炼中学会了细心，面对会做的题目，很少再犯低级错误。上讲台做题不再是我的梦魇，而成为一种乐趣。我的数学成绩，也渐渐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