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

　　

　　上中学时，每天上学都会路过黑龙江省图书馆。

　　图书馆大门紧闭，像座空城。

　　路过省图书馆时，我在猜想，里面是什么样？有什么书？

　　大约在1972年初，一位同学悄悄招呼几个女生，她的邻居是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想找几个学生到省图书馆义务劳动——整理图书。

　　我们去了，彼此心照不宣。可以进图书馆啦！可以进书库啦！也许还可以带书回家呢！这是最吸引我们的。

　　我被安排到社科书库。那是一个很大的地下书库，书架顶天立地。书库封闭很久了，散发着书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我们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点，挪书、上架、摆书。

　　这个书库有好多书，理论的、历史的，我们都看不懂。还有几排书架摆的是文学类图书，这里是最吸引我们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红与黑》《简·爱》……

　　我们先是好奇，然后悄悄交换眼神：这些不都是“毒草”吗？！

　　收工了，图书馆允许我们每人带一两本書回家，还嘱咐：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有点儿兴奋，有点儿窃喜，这成了我们几个同学间的秘密。

　　晚上，从书包里拿出这些禁书，好像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就这样，我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以这样的方式触摸到了书海的边缘。

　　1972年3月，爸爸给妈妈的信中写道：

　　“一丹还是每天去图书馆待半天。”

　　从这短短一句话可以看出，天天去图书馆，已经是我那时的常态了。

　　在书库一角，我发现一大堆书杂乱地堆放着。这些书的版本各式各样，封面引人注目，仔细看，都是美术类的画册。翻开来，有油画、素描、雕塑、教堂的穹顶画，还有摄影作品。眼花缭乱中，我看到了大卫、维纳斯的雕塑，还看到了裸体的素描——裸体的！

　　我呆住了，眼睛看着画面，心里却在想：我能看吗？该看吗？这是不是犯罪？

　　我的心怦怦地跳着，看看周围没人，翻开两本。隔天有机会，又去翻两本。

　　我在文字说明里认识了艺术大家的名字，感受着世界名作的魅力。我情不自禁地被这些画册吸引，却不敢和别人谈起，说不清那画册里的作品到底具有怎样的魔力，我偷偷摸摸地去看了一次又一次。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是带着罪恶感去看这些美术作品的，因为据说它们是有毒的、有害的、丑陋的，看它们是被禁止的，看了它们，心理是不健康的、不干净的、不应当的。

　　后来，有同学悄悄问我：“看过那些画吗？”

　　“嗯，你呢？”

　　彼此一问，原来，女生们都悄悄地去看过了。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步入中年，在意大利、在希腊，我看到了那些绘画作品的原件。站在那些作品前，我热泪盈眶。多年前的情景回到眼前，重新唤起的不仅是视觉的记忆，还有嗅觉记忆。

　　我好像又闻到了黑龙江省图书馆书库里书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女生怯生生地走近那些作品的样子，我看到了曾经的年代、曾经的自己。

　　我为那时的自己感到委屈。那时正年轻，我本该在那美好的年华里，在阳光下尽情享受这些文化珍宝。而在那个年代，我却只能以那种心情、那种方式偷偷地接近它们。

　　即使是这样，我在同龄人当中也算幸运的，还有很多人，连走近书的机会都没有。

　　中学毕业，我准备下乡了。我有些舍不得图书馆。1972年7月，我与父母商量下乡的事，我在信中写道：

　　“我要去清河下乡。离开图书馆，使我觉得很遗憾，我原打算在图书馆好好学习知识的。但我又想，参加了工作，书虽然看得少了，可是能更多地学习活的东西，有哪个人是光靠看书就学会了做事和工作的呢？我想我到清河去，在工作实践中，可以学到在图书馆里学不到的东西。”

　　尽管不舍，也得走。于是，我在林海里开始了知青生活，也经历了书荒。那时，我格外想念黑龙江省图书馆。

　　十六七岁时的这段经历，一直藏在我心里。

　　60岁的时候，我见到了黑龙江省图书馆的馆长，讲起了这段往事。不知他是第几任馆长了，他说：“现在，新图书馆更大、更现代，去看看吧！”我却还是更爱那老图书馆，尽管它已经被改作档案馆了。

　　那天，我又一次走近老图书馆，它在文昌街新建起的楼群里，已经不显得那么高大了，但这座俄式风格的建筑依然高贵。它那浅灰的墙，它那典雅的钟楼，它那宽大的门窗，都在。那地下的社科书库呢？

　　门卫见我徘徊，问：“找谁？”

　　我心里说：找一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