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讀小学时，有两件事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一件是上社会课时，一位老师向同学们提问：“鹿儿岛收获的大米为什么要运到九州去？”
我像平时一样，上课总开小差，寻思着：“今天放学后，又可以和伙伴们一起去河边钓鱼了。”老师的话我一般都当耳边风，听不进去。但这一次，我忽然将注意力转向老师，听清了老师的提问。我想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说了声“我知道”就举起了手。平时不爱学习也很少主动回答老师提问的我举了手，老师有点吃惊。“稻盛君！”老师指名让我回答。
我站起来回答道：“因为鹿儿岛的大米过剩了。”
“是傻瓜啊，你！”老师训斥道。
我不过说了我认为理所当然的原因，老师为什么要发火呢？我很纳闷。老师接着就对鹿儿岛出产的大米运到其他县去的理由做了许多说明，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本地大米过剩才卖到别的县去。
如果问题是“过剩的理由是什么”，那自是另一种答案。但既然问“为什么运到其他县去”，那么“因为过剩”这个答案显然是没错的。
我本来就不喜欢学习，这件事更让我感到学习没劲。当时的那种心情我一直铭记至今。
还有一件我忘不了的事情。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布置暑期作业：“暑假期间大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手工作业。”班里的同学有的采集昆虫标本，有的做其他手工艺品。
我因为学习极不用功，所以压根儿没考虑过运用课堂上教的知识来做些什么。平时我常和小朋友们到后面的山上、河里玩耍，所以那时常想，如果能有测量树木、山崖高度的简单方法该多好啊。因此我就想做一个测量物体高度的仪器。
于是，我去山上砍了许多竹子回来，首先把竹子内部挖通，做成像望远镜那样的圆筒，然后插进赛璐珞板（一种塑料制品），在上面刻上刻度。再做一个三脚架，然后将竹筒固定在架子上。这就是我在小学四年级暑假制作的测量仪器。
测距时，比如在距离要测量的物体20米处，架起三脚架，在被测物体附近竖一根1米长的木棒，让它与竹筒水平对好，然后从竹筒一端的孔中观测，看被测量物与筒上的赛璐珞板上哪个刻度对应，就可以计算物体的高度。这是用比例法测定物体高度的方法。
“这是一种可以测量任何物体高度的重大发明。”我十分兴奋，把它拿到学校，在教室里与大家的作品陈列在一起。
乍一看，这只是一根内部被打通的竹竿固定在三脚架上而已，毫不起眼。老师一看就问：“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答道：“这是可以测量任何物体高度的仪器。”老师问：“怎么测量？”
“将它放在离被测物体一定距离的地方，从筒中观测就行。”就在我为自制的测量仪器做说明时，用米制的糨糊粘在三脚架上的竹筒掉落在地，同学们一阵爆笑，让我非常尴尬。
我慌忙将竹筒装上三脚架，这时老师像追打落水狗似的训斥道：“你是傻瓜啊，这样的东西能测量高度吗？”我的得意之作，就这样不容分说地被老师一言否定。我懊恼不已，心里颇感委屈：“好不容易努力做出的作品……”
实际上，这个测量仪器并不能正确测量物体高度。要正确测量不是用比例法，而是用三角函数。但是，我只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还没学过三角函数，还不懂只用简单的比例法不能正确测量物体的高度。
然而，老师当时应该用更好的说教方式。如果老师说：“稻盛君，你的想法很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明，但是用它实际上还不能准确测量物体的高度。要制作测量高度的仪器，还要用到中学才学的三角函数。不过，你现在就能考虑到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老师当时能这样鼓励我，我想我一定会在他的指导下努力学习。现在回想起来，对小孩难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泼冷水，简单粗暴地予以否定，不仅无法培育孩子的才能，而且会扼杀孩子刚刚冒头的创造才能的嫩芽。
我不想在这里议论日本学校的教育方法，我想对大家说的是，希望大家珍视创造性。同学们在学校学习的内容大部分是知识的吸收及其应用，这本身没有错。孩子们的头脑会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孩子们随着知识的积累而成长，然后踏入社会。
但是，学校用考试成绩来评价学生，这就往往带来一种倾向——仅凭“学过的知识记住了多少”作为判断和评价的标准。
那么考试成绩优秀的人，他们的人生就一定能一帆风顺吗？我认为，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在此后的人生中，能否有效运用在学校学过的知识，也就是有无创造性。
当然，我并不是说知识吸收类的才能有什么不好。但是，所谓“知识”是已经为大家熟知的东西，仅凭现成的知识并不能开辟新时代。社会实际需要的是基于知识及信息的创造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进一步讲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偏重知识教育。这种教育产生不了天才，却可以培养许多秀才。这样的日本教育，在从欧美吸取知识、提升日本整体水准的阶段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回顾我自己，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时代，这期间所受的教育，学生竞争的内容就是看自己记住了多少所学的知识，由此来评价学习的成绩和学生的能力。
然而，在现今这日新月异的时代，仅仅重复前人或参照前例，将无法在竞争中取胜。我认为，不能再以记住了多少学过的知识来评价学生的优劣，而必须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如何更好地运用知识这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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