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平

　　

一

　　1972年，刚过了春节，我便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我的“中学时代”。那时候，一切都乱了套，比如小学的学制竟然有六年半，漫长得让我都失去了耐心;而学校的开学日则由秋季改为冬季，失去了中学时代到来时应有的金秋般的浪漫色彩。不过，总算可以从“儿童时代”蜕蛹成蝶，我还是欢天喜地的。

　　交大附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每周六下午才可以回家，周日晚上必须返校。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人，虽然嘴上有点“反叛”，希望早早摆脱父母的管教，可是真的离开了家，去过独立的生活，事实上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住校的第一天晚上，熄灯铃刚响过一会儿，突然之间，先是从女生宿舍传出了号啕大哭声，继而蔓延到男生宿舍。一时间，宿舍区哭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而高年级的学长非但不安慰我们这些想家的新生，还恶作剧地跟着假哭，最后弄得整个校园哭声震天。

　　不过，我们这些稚嫩的初一新生，还来不及擦去眼泪、鼻涕，立刻就被要求去参加“硬骨头精神”的训练了。我们进行了为期整整10天的野营拉练，每天行军20千米，天天睡在不同的村庄里。正值寒冬腊月，为了不受冻，我们都背上了沉重的棉被。才走了一天，我的脚底就磨出了十几个水泡，后来的几天简直就是寸步难行。由于晚上睡在村里四面漏风的大祠堂里，呜呜的北风在祠堂里上下飞蹿，不时地掠过我们睡觉用的草垫子，寒气逼人。奇怪的是，如此艰苦，却没有一个人哭鼻子、抹眼泪，同学们个个都表现得刚强无比。女生们轮流充当宣传鼓动员，把竹板敲得呱呱响：“练好铁脚板，敢于上刀山！”我们男生大多不事张扬，埋头走路，默默地将每天烧饭用的锅碗瓢盆都扛在了肩上，还时常帮女生背起大背包。10天下来，男生女生变得个个像是铁打的模样，不要说一天见不到父母就想家，现在哪怕跨越千山万水也不会公然大哭了。野营拉练的最后一天，一是为了庆祝胜利，二是为了将剩下的菜油全部用完，于是做了一大锅肉。结果，一回到家里，我们个个都拉肚子了。

二

　　教我们语文的林老师四十出头，长得精精瘦瘦。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说话有点急，也有点冲，说到激动时，一边的嘴角上扬起来，颧骨那儿会动两下。那时还在“风雷激荡”的时候，有的老师昨天还在讲课，今天就被剥夺了走上讲台的权利，而且连原因都不说明。富有正义感的林老师对此很不满意，有时还会在上课时将他的不满情绪流露出来。

　　有一天，一位会用美声唱法唱歌的老师突然间被滚过的“风雷”砸中了，被迫离开了课堂。林老师非常生气，一进教室就见他颧骨那儿一直在动，咬牙切齿的。那天，我们学的课文是《史记》里的《项羽本纪》节选。林老师像往常一样，一句一句地讲解，不仅解释难懂的文言文字词，而且还做白话翻译。课文讲的是鸿门宴的故事，开篇即说到了曹无伤，此人是刘邦的左司马。他暗中派人向项羽告密说，刘邦想占领关中称王，项羽听后非常生气，准备攻打刘邦。由于刘邦的兵力不及项羽，只得采取缓兵之计，上门向项羽赔罪。在鸿门宴上，刘邦和项羽各怀心机，项羽的手下项庄还酒后舞剑，欲刺杀刘邦，后来刘邦趁机逃脱，不告而别。司马迁的文字十分了得，开头结尾互相呼应，说刘邦回到自己的军中后，立即杀掉了告密者曹無伤，原文用了“诛杀”两字。林老师大声地强调说：“你们看到‘诛字了吗？这个字也是指杀掉，司马迁为什么要用两个意思重复的字呢？这是因为他精确而细致地描述了究竟是怎么杀掉的。‘诛是告诉你原因后再杀你，让你明明白白地死，而不是死得不明不白。我觉得这种做法甚至堪称‘光明正大，而不是‘阴谋诡计。”我听林老师这么说，心里非常震撼，我感受到他其实是言有所指的。就这样，“诛”这个字在我心里从此有了特殊的注解，有了别样的含义。

　　林老师很看重学生写作文，每每读到一篇令他满意的作文，就会拍案叫好，还在课堂上公开点评。其实，林老师并不一味说好，如果用错什么词，他甚至会不留情面地讽刺一下。虽说林老师常常将我的作文拿来做点评，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些怕他，尤其是在发生那件事后，我开始有意地躲避他。有一天，他正点评我的作文，一位很有美术天赋的男同学思想开了小差，林老师很生气，当场点名批评：“你还不好好听讲？你写的作文一辈子也赶不上他的！”我听后，把头低了下来。林老师对我的躲避毫无察觉。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林老师的口无遮拦是因为他对学生没有一点私念。我只有把每篇作文写得更好来回应他的褒奖。我用心地写，他一如既往地用心批改，打开我的作文簿，那上面满是他用红色墨水留下的勾画和评语。我很感动，听说他家就住在流经我们学校的一条小河边上，我想向他当面致谢，可犹豫了几次，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

三

　　上中学的第二年，我们去农村劳动了半个月。

　　时值5月，正是插秧的时节。农民老师告诉我们，插秧，就是把已经长到四五寸长的水稻秧苗移栽到田里。因为育种的时候，水稻比较密集，这样不利于它们生长，而经过人工移植后，水稻就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农民老师说，插秧是很讲究技巧的，得插得均匀，要横平竖直，都在一条线上。

　　几位农民老师把我们带到了农田边。我一看，完全出乎我的想象，那不是干泥巴地，而是水田，我们得把秧苗插到水下的泥土里。我们被分为两拨，一拨人站在田边，将堆起的秧苗抛向田里;一拨人则跳进田中，接过抛来的秧苗后插进泥里。我觉得还是下到田里插秧比较“神气”，所以立刻脱去鞋袜、挽起裤腿，跃跃欲试。

　　就在这时，另外一位农民老师赶了过来。他肩上挑着担子，担子的两边是两个竹箩筐，里面放着黑色的长筒雨靴。他放下担子，朝我们喊道：“来，你们脚嫩，穿上雨靴！”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水田里是有蚂蟥的。”我一听，顿时吓得哆嗦起来。听说蚂蟥会钻到人的肉里，钻进去后就开始吸血，想想就很可怕。同学们和我一样害怕，大家面面相觑。最后决定，女生在田边抛秧，男生下田插秧。我换上了长筒雨靴，可这雨靴的尺码实在太大了，我跳进田里的当口，雨靴滑脱而去，掉进了水里。

　　我只好赤脚下田了。当我一脚踩下去，这才发现水还很深，没过了膝盖，而且水和污泥是混在一起的，沉沉地拖住了我的脚丫子，以致很难迈出脚步。我在田里洋相百出。由于心思集中不起来，老是觉得深藏于泥水里的蚂蟥正在向我逼近，所以把秧苗插得歪歪斜斜。站在田边的女生对着我一边笑一边大叫：“插歪了！不是直线了！S形啦！哎哟，S变成W啦！”我都不记得第一天是怎么收工的了，反正我从田里出来时，完全成了个泥人。

　　洗脚的时候，我神经兮兮地横看竖看，这儿拍拍，那兒捏捏，仔细检查是否有被蚂蟥咬过的痕迹，确认完好无损，这才放下心来。后来的几天，我逐渐放松，插秧的技巧也越来越娴熟了。我很幸运，自始至终没有遭到蚂蟥的袭击，甚至至今都没有见过蚂蟥真实的模样。而事实上，蚂蟥最多只会伤人皮肤，并不会吸血。

四

　　我至今保存着一本名叫《礼花》的油印校刊。这是交大附中1974年编辑、刊印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的征文集，所有的文章都来自当时在校的“73届”至“76届”的学生。虽说那时盛行“大批判文章”，但这次征文拒绝这类东西，明确征文体裁为小说、散文和诗歌，并强调作品的文学性。这在当时简直是逆潮流而动，是非常出格的。由师生共同组成的编辑组甚至担心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学生们非常踊跃地投稿，而且摒弃了那些流行的充满火药味或是假大空的腔调，注重抒发真情实感，注重对真实生活的描写和对内心世界的刻画。虽说那么多年过去了，可集子中的一些作品现在读来还是那样亲切和自然。说起来，这真像是一场小小的“文学运动”，师生们在日复一日的大批判文章的熏蒸下，得以感触到文学的清新和纯净。这真是那个灰色年代中的一簇绚丽的礼花啊。

　　《礼花》的征文活动从当年的2月开始，9月初截稿。

　　暑假期间，学校组织学生骨干去崇明岛上的跃进农场进行学习和锻炼。这次活动对大家来说很新鲜，有军训、有劳动、有研讨，一时间士气大振。返回市区时，大家决定放弃坐车，从跃进农场步行到南门港。那天晚上，我们走了整整一夜，徒步数十千米，一路高歌，在晨曦初露时分到达码头。不料，忽然来了台风，所有的船停航，我们只能暂避到附近的一所中学。此事过后，大家依然非常兴奋，编辑组索性决定在征文中增加这一内容。于是，《礼花》中便有了一个“跃进”专辑。9月一开学，投稿已堆成小山，编辑们日夜选稿，随后又亲自上阵赶刻蜡纸。此时，不少人提出应该要有像模像样的封面，学校很支持，拨出钱款铅印了红底黑字的封面，庄重而典雅。《礼花》在国庆节时顺利出刊，对我来说，“礼花”则长久地绽放在我心中，因为里面有我最初写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曾经有人问我，作为作家，你的文学写作始于何时？我很骄傲地回答，始于我的中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