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冬儿

　　演讲课上，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国学生。教师克莱尔是个瘦小精干的女人，长着一对鹰一样的眼睛。米黄色短发贴着脑袋一丝不苟地立着，细黑框眼镜架在坚挺的鼻梁上，永远穿着一套浅灰色西装，配宝蓝色袖扣。她是位退休律师，但派头十足。

　　“上我这门课保证作业多、压力大，现在退课还来得及！”她上来就抛出直截了当的开场白。原本看到一屋子美国人，想到要和他们一起上演讲课，我的手心早就开始冒汗。但听了她的话，我反倒有不得不留下的理由了。事后想想，“逞英雄”是我很大的弱点。

　　周三早上，我往教室走，看到克莱尔站在走廊尾端。“早上好，Winter！这节课分几个房间上，你左转进第二个房间。”我预感自己正走入一个巨大的阴谋，心一紧，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房间里只有一盏小灯和一张窄窄的桌子，座位上的5个人不安地搓着手，颇像“二战”时期被关在暗房里试图破译德军密码的情报员。

　　忽然身后传来响亮的说话声：“请打开座位下面的黑色文件夹，里面是你们今天要完成的任务。”克莱尔冷峻的声音从嵌在墙里的音箱中传来，我紧张地抖了一下。

　　打开文件夹，上面写着：“洛杉矶市水源受到污染，你将以市长的身份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既有角色扮演，还要用外语即兴演讲，我紧张得左腿有些发麻。

　　第一个上去的美国同学平时总是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这会儿也慌张得呛住了，只顾得上说：“呃……呃……很抱歉，我们会尽快调查。”看他说得磕磕巴巴，我好胜的天性又爆发了，站起来走上前去，虽然脑子里仍一片空白。站定30秒，忽然来了灵感，我煽情地说：“各位媒体朋友，很抱歉发生这样的事。但请大家相信，现在洛杉矶市民的饮用水是安全的，我每天也和大家饮用同样的水。市民的福祉永远是第一位的！媒体朋友若还有疑虑，尽可发问，我会一一解答……”我把问题抛出去，也早就料到下面坐着的同学耷拉着的脑袋都快撞到地面了，不会问出太别出心裁的问题。这样一来一回，5分钟的演讲也就成形了。

　　隔周公布成绩，我的“情景演讲”拿了A。评语是：“靠机智而非技巧取胜！”说得十分中肯，我发现克莱尔竟有些幽默感。

　　接下来的几周是谈判技巧演讲。3个人一组，就一个商业提案进行谈判，互相打分。我原是无牵无挂地坐着观察，但同组的男女生争得咬牙切齿，常常一堂课下来，只给我留说两三句话的时间。我岂有被人踩在脚下之理，便铆足力气抢话头。

　　几周下来，嗓子都喊不出声了。再下来的3周都在课上做说服演说，我们逐个上去就事先准备好的论点进行阐述。克莱尔会根据说服力的强弱以及表达方式打分。因为提前准备过，讲述部分倒不令人惊慌，但每天下午4点准时放出一篇有关“演讲与口才”的论文题目，让我整整痛苦了3周，我的睡眠时间也压缩到每天不足4个钟头。那阵子，我永远像踩着棉花团走路，浑身软绵绵的，只能勉强保持存活。

　　好不容易熬到倒数第二节课，大纲上写着“总结”。克莱尔给出简短陈词后，话锋一转：“现在让我们展示一下自己一學期的训练成果。每个人从门口的盒子里抽一张纸条，做即兴演讲。大家不用紧张，这次演讲不评分！”

　　“Winter，你先来。”克莱尔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忽然觉得头像要炸开一样，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心跳也不规律起来。我僵硬地走到门外，手伸到盒子里摸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是美国总统，要向国会提议医疗改革法案。”

　　我的额头上开始冒冷汗，一边走，一边用剩下的几秒钟在脑子里迅速组织演讲架构，但只零星地冒出一些短语。“早上好，议员们！”我猛吸一口气，毫无意识地吐出这句话，接着教室天花板忽然旋转起来，眼前一片黑暗。后来发生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隐隐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醒来的时候，我嘴上套着氧气罩，躺在救护车里，身边围着学校紧急救护组的人。大家看我醒了，赶紧帮我量体温，又关切地问我哪里不舒服。一通检查之后，结论是：严重缺乏睡眠。

　　两天后，我坚持去上了克莱尔的最后一堂课。一进教室，她就迎上来，眼神温和，语气却依旧冷静：“没事吧？”“没事，睡少了。”我不想露出柔弱的样子。

　　“Winter，你好像还欠我们一样东西。”我刚坐定，克莱尔就点了我的名。她怎么还好意思逼我做完这件事？我憋了一肚子气走上讲台，故意把嘴咧得大大的，给了她一个挑衅的微笑。生气时脑子反而特别有逻辑，我心也不慌了，逗趣道：“总统大病初愈，提案继续……”同学们都笑了。

　　5分钟的演讲被我塞得满满当当，一个磕巴也没打。克莱尔淡淡一笑，带头鼓起了掌。我很诧异，同时又为自己终于完成任务而暗暗感到自豪。

　　学期结束时，我收到了克莱尔的邮件，里面写着：“Winter，我知道作为一个国际学生来上我的课是很难的一件事，你做得很好！”我这才知道她一路都在看着我。

　　时隔这些年，每每有人惊异于我英文纯正，我都会想起那年夏天的魔鬼式演讲课和克莱尔冷峻的面孔。有些路走的时候确实觉得累，可回头看看，每个脚印都是为走得更远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