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熹文

　　英子总是藏着舌头讲话，还不到12岁，一对胸就显了出来，兜在路边摊买来的卡通T恤里，鼓胀着等着男同学发笑。就连小她三个年级的弟弟英俊也是，尽管他总是比她更惹眼，隔三岔五就给哪个低年级学生的脸上添了彩，然而放学铃一响，他便神气起来，叫上一大帮兄弟，跟在她后面不怀好意地唱歌。英子走得急走得怕，走得胸前比脚下更颠簸，直到钻进一家小餐馆喊出一声“爸，妈”，背后的声音才四散而去。

　　这是一家藏匿于街角的面馆，换老板的事时常发生，牌匾上层层叠叠的油漆让人永远也叫不清它的名字。英子爸妈就在这儿立了业——一个矮小敦实的男人煮面条，一个声音聒噪的女人招呼客人。20平方米的空间，苍蝇永远多于客人，门帘常年垂在地上，掀开时手指缝里都能陷进一层油。但那些走进来花几块钱吃一碗面的人完全不在乎，他们穿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西服，在兜里揣一水壶散装白酒，搔着头皮就来吃面了。他们呼噜呼噜吃进一碗，打一个响亮的、带着宿醉味道的饱嗝，然后会卷一根旱烟抽起来。苍蝇在碗的边缘绕来绕去，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甚至想它们最好飞不动一头扎进碗里，这样还能再来一碗免费的面。那一年，这样的小馆子多了起来。

　　我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英子为什么总是藏起舌头讲话，因为有个地方叫南方，面条和英子一家都是从那里来的。南方来的面条细细的，太靠北的北方人吃不习惯。

　　当9岁的英俊坐在面馆门前，看一条油津津的小河通向下水道时，他还不知道，是什么让他被南方天气滋润惯了的皮肤越来越黑。他看着那些大他三十几岁的男人，他对他们着迷，香菜味的饱嗝、气味刺鼻的旱烟，还有打出一片笑声的“嘴炮”。英俊笑嘻嘻地坐在那里听，把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

　　英子爸妈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罚款才来的北方，他们生了英子还不够，还要有英俊才放心。英俊是来讨债的，等不及英子妈出月子，英子一家就趁夜把所有家当裹进被子里上了车。几天几夜，缝进裤衩里的钱掏了半光，他们才终于来到这个他们所知道的最北的城市。他们安全了，但也一无所有了。

　　小学最后一年，英子发病了。

　　那一年英子依旧是男同学调侃的对象，面馆里的残羹冷炙养胖了她，一对胸和一双腿都显露出少女的风情。然而女同学不懂这样的美，我们懂的只是，她对各种各样的欺负绝不还手，她的衣服很脏很旧，她比我们先来了“大姨妈”，她还总是藏起舌头讲话。她很笨，连简单的算术都不会，她是成绩单上的最后一名，给班级拖了后腿，连老师都对她失去了耐心，一帮一的补习也略过她。

　　我问老师：“为什么我不能帮英子补习？”

　　老师说：“我说了不给她补就不补。”

　　没有人知道英子忍了多久，她从我的面前一头栽在地上。她的样子极为可怕，翻着白眼，口吐白沫，四肢不停抽搐着，有什么东西染湿了她的裤子，那股刺鼻的气息让围过来看热闹的同学四散躲开。年轻的女老师捂着鼻子，皱着眉头，高跟鞋踏在英子抽搐的身子旁，就像在看一堆垃圾，不知该如何处置。

　　我看到英子胳膊上烫伤的痕迹，看到她脸上的疤痕，看到她油油的头发里一处秃了的头皮。那年的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家庭：他们的女儿不是用来疼愛的，他们让女儿上灶台煮面，他们借女儿去给别人打“嘴炮”，他们喜欢在不赚钱的时候用一个个大巴掌抡向女儿的脸，父亲喝醉了会用烟头烫女儿的胳膊，母亲气急了会一把拽起女儿的头发。

　　英子最信任我，她让我送她回家。是因为我从未加入过调侃她的队伍吗？是因为我能迅速解决她无法正确计算的数学题吗？是因为我从来都穿一身干干净净的外贸衣裤，是她最想做的那种女生吗？我还不会思考这些问题，但我牵起了她的手，若干年后我还是会感激自己的这一举动，尽管那只有15分钟。

　　快到她家的时候，英子忽然说：“我妈不让我念书了。”

　　“不念书还不好？”我想不出任何一个可以不念书的理由，我严格的妈妈每天晚上看着我写作业，还要给我读睡前故事，会因为我考了99分训斥我。我想和英子一样，回家把书包一扔，站到灶台上煮面条。

　　“但我想念书。”英子把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像宣誓一样。

　　英子把我带进了她家里，原来，她的父母在面馆前面立了业，在面馆后面立了家。那是一间杂物间，什么都是阴暗的，要仔细辨认才能看清脚下的障碍。英子向我一一展示我10年后才学会的技能：墙角的盆是用来洗全家人的衣服的，从墙这边拉到另一边的电线是晾衣服的，炕上的小电锅是烧水的。我好奇地瞧着房子中央的煤炉子，家住六层的我，从未见过这种东西。英子说：“冬天太冷了要烧煤，有一次全家煤气中毒了，只有我还能动弹，我向外面拼命地跑呀跑，然后就晕过去了，幸亏有人看见了，才捡回一条命。”

　　她给我展示药瓶，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清楚。我很多年后才忽然醒悟，为什么英子那么笨，10多岁的人连简单的乘法口诀也记不住。那是一种伤害智商的药片，20多岁的我才知道治疗癫痫的药物的副作用——“容易导致脑细胞缺氧，记忆力下降，性格变化，反应迟钝……”我恨自己没办法在十几年前，对那一瓶药做些什么。

　　英子手捧一堆揉皱了的纸给我看：“我小弟把我的作业撕成这样。老师每天讲的那些东西，为啥我就是听不懂，你再给我讲讲好吗？”

　　我摊开它们。英子是全班唯一没交作业的，她说作业被小弟撕了，全班同学都笑出来，老师说英子撒谎，但英子真的没有撒谎。

　　英子就这么小学毕业了。她犯了几次癫痫，她习惯了被别人调侃，她始终没学会复杂一点的乘除法。她家的面馆倒闭了，她的父母从此每一年就换一次生意，从面馆到地摊再到糖炒栗子。英子就这么进入了社会学校。最后一次见她是在-20℃的深冬，她在栗子摊后面露出高原红的脸，对我招了招手。她的眼睛亮汪汪的，还是那双想读书的眼睛。

　　后来，我听说了一些关于英子的故事：英子爸妈隔三岔五就酣畅淋漓地对骂一场，话脏到成为所有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英俊辍学了，和大他十几岁的人混在一起，过得一点也不英俊。英子结婚了，出嫁的时候还不到20岁，挺着肚子和地痞流氓一样的人住到了一起。她为他生了孩子，他给她欠下一笔债，她光着脚丫在雨夜里追着出了轨的他。她的普通话越来越糟糕，她一个人摆摊拉扯着孩子。最后她带着孩子去了别的地方，人们说她走的时候相当妖艳。

　　人们笑起来，我闭上眼。

　　我读了全市最好的初中，考进了省重点高中，我从大学毕业了，又出国读了书，我拿到绿卡，我买了房子，我就要嫁给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我回到我的家乡。

　　一条油津津的小河通向下水道，面馆外，香菜味的饱嗝、气味刺鼻的旱烟，还有打出一片笑声的“嘴炮”……有一些景象被封存在时光之中，20年来不曾变过。

　　没有谁想过要离开这里，谁也没见过更好的生活。

　　“姐，进来吃碗面啊，便宜、量大！”一个比我年龄要小许多的女孩子，上肢圆滚滚的，向我兜售一碗细细的面。

　　妹妹，我不饿，我只是想蹲在这里，好好地哭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