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凌

　　千百年来，艺术需求刺激了化学工艺的演进，绘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色彩谱系又因科学而扩张。化学家菲利普·鲍尔在《明亮的泥土：颜料发明史》一书中，从色彩的角度为西方美术史做出新的诠释。

锡管包装的“明亮泥土”

　　菲利普·鲍尔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在3万年前就开始装饰洞穴，他们所使用的颜料大部分来自矿物，还有一部分是从动物或植物中提取的有机物质。洞穴壁画绘制者从周围环境中获得常用色，红土和黃土来自赤铁矿氧化铁与不同温度的水结晶，绿土来自铝硅酸盐黏土，黑色来自木炭，棕色来自氧化锰，白色来自白垩和磨碎的骨头。它们虽然粗糙，但直至今日依然光彩照人。在19世纪现代合成颜料出现之前，这类“明亮的泥土”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物质材料。

　　从化学史的角度看，古埃及文明是一个真正掌握了化学知识的文明。古埃及的能工巧匠会使用酸和碱，懂得发酵、升华、沉淀、过滤，并把化学方法应用于玻璃制造、陶瓷上釉、肥皂生产等日常生活用品领域。在当时，色料制造是庞大兴旺的古埃及“化学工业”的分支。

　　在颜色的化学史中，炼金术也占据着重要席位。它披着神秘学的外衣，却有着一定的科学内涵。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相较于那些改变了18世纪科学的物理定律，艾萨克·牛顿花在炼金实验上的时间可能更多。作为一种古代的实践工艺，炼金术在根本上是一种“转化的艺术”，能够向艺术家提供人造颜料。在炼金的坩埚里诞生了红铅，它由白铅受热转化而来，在中世纪人们称之为“红丹”，曾在手抄绘本的方寸之地被大量应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17世纪的安特卫普，都曾经是“颜料之城”。不过在科学时代以前，颜料制作匠和染色匠，与伪炼金术士、蒸馏师、药剂师一样，并不受到尊重。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到19世纪20年代，化学家成为一种职业，收益可观，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敬。在某种程度上，合成化学在19世纪取得的重要进步，正是被对人造颜料的需求所激励的，巴斯夫、拜耳、赫斯特、汽巴-嘉基等大型化学制品公司，都是以生产合成染料起家。

　　化学和艺术是互惠的关系：一方面，对颜料的需求激励了化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化学的发展也为艺术开辟了道路。例如，在印象派常用的调色板上，20种主要颜料中有12种是新的化学合成品，包括柠檬黄、铬黄、镉黄、铬橙、舍勒绿、翡翠绿、翠绿、铬绿、天蓝、钴蓝、人造群青、锌白。“明亮的泥土”不仅扩大了色阶，也呈现出各种新型样态。配合以商业化销售、机械化颜料研磨、锡管包装的发明，印象派画家们才有可能走向室外，在画布上表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颜色的文化属性和个人属性

　　菲利普·鲍尔在《明亮的泥土：颜料发明史》一书中涉及了另一个维度：颜色的文化属性和个人属性，他说：“画家们对颜色的运用还有其历史传统、心理原因、偏见、虔诚以及神秘之处。”

　　以古希腊为例，虽然发掘出的历史遗迹和文物有多种色彩，但是百科全书式作家普林尼声称，古典时期的希腊画家只用4种颜色：黑色、白色、红色和黄色。古希腊人之所以崇尚这种“高贵而节制”的理念，多半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影响——4种原色对应着亚里士多德的4种元素：土、气、火、水。古希腊人不喜欢将颜色混合，他们认为，与单纯的原色相比，混合的颜色低了一等。

　　又比如中世纪对金色、朱砂和群青的推崇，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美”，而且因为它们“贵”。展现昂贵而美妙的色料，不过是为了在观者心目中激起钦佩和敬畏之情。

　　到17世纪，铅白、大青、铅锡黄和朱砂从安特卫普的工厂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而传统的群青等上等蓝色，因为战事和资源耗尽，越来越难以获取，在1626年时，群青的价格非常昂贵。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位北方画家不惜代价，坚持用群青作画，他就是维米尔。他善用黄色、蓝色和珍珠白色，特别是对蓝色的精致使用，使他被称作“蓝色画家”。也正是这些用蓝色完成的作品，不仅使他与17世纪的其他荷兰画家区别开来，也使他超越了时代，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