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昉苨

　　细想起来，课堂上的奇妙时刻，大约是从刚果妹子比茹张口说中文开始的。

　　那是这所美国大学里的第一堂“基本写作”课，课堂里乱哄哄的，老师在忙着跟学生建立联系，有人用中文悄悄在人堆里问道：“Smartphone是什么意思？”

　　“就是手机啊，手机！”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黑人女生迅速回答。我转过头，看见比茹很着急地举起自己的手机，指了又指。这时候我脑子里好像有轰轰的雷声滚过：好熟练的中文！

　　也不是我少见多怪。我们所在的城市，不是纽约，也不在加利福尼亚州，不是什么复合型人才趋之若鹜的国际大都市，只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城市，坐落在美国文艺青年唯恐避之不及的南方“圣经带”。硅谷工程师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并不稀奇，纽约巨富培养下一代说汉语的能力也不值得惊讶，但是“圣经带”上可聚居着全美国最不喜欢跟外来人口打交道的南方人民。而就在这个“南方首都”亚特兰大，我一次次遇到了会说中文的外国人。

　　最神奇的一回，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看见有个白人男子坐在门廊上逗房东家的猫。他看见我就用中文打招呼说：“你好呀，我是最近新搬来这社区的，来跟‘毛打个招呼！”

　　“谁 ？”

　　“毛，这只，”他用手指指旁边说，“cat！”

　　这位小哥之前在上海工作了4年。他娴熟地发表了一番以“上海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为主题的讲话后飘然远去，我呆若木鸡地一路目送。

　　另一回，也是在一堂全是国际生的英文课上，几个日本、韩国的同学突然聊起了“各个国家的打招呼方式”，课堂里突然一片此起彼伏的“你好”“谢谢你”“我爱你”，发音清晰，声调准确。我抬起头，确认了一下全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然后看见全班唯一的意大利同学在一片欢快的聊天声中不知所措。

　　当然，最没想到的是，在亚特兰大还能遇到黑人妹子说中文。比茹的中文说得流利，因为她是在中国读的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你听说过吗？我在中国住了4年。”

　　在美国，每每都会碰上一些“现实的南墙”，让我意识到自己有许多想当然的知识背景其实并不真切。譬如说，我心里对“说中文的外国人”总有一种刻板印象，似乎他们就会是“喜爱中国文化”的（但是永远停留在浅薄的对学用筷子的喜爱上）、身上有着某种喜庆特质的，像相声演员大山那样努力卷舌，像伊万卡·特朗普那样看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机会而让下一代学中文……

　　然而真遇上了，才发现他们也就是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因为求学，因为找工作，因为学校的必修课……许多人未必能炫耀似的一段段背诵绕口令，也沒啥对国际局势的大见解，就是日常遇到了，学一学；发现有意思的新知识，开心一下。

　　这么映衬着，免不了让我发觉自己先前那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一定十分奇特”的想象，是把这个世界想得太故步自封了。原来“国际化”并不是一个晃晃就过去的口号，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已经挺普遍，每个人都和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哪怕在这个并不以对外交流出名的城市，也有大把的人了解中国。

　　这种现状会给游学海外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曾经有一回，我用英语问韩国同学李宝贝，最近在看什么电视剧。

　　对方的回答字正腔圆：“《三国》。”她告诉我那是一部2010年拍摄的新版三国主题电视剧。

　　我只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知：“我没看过，我不想看一群老头打架。”

　　下一回再见面，我和她接着聊：日本出过许多“三国”主题的漫画；日本出过许多“三国”题材的电子游戏；韩国人几乎个个都是“三国”粉，我的韩国同学就喜欢“三国”的故事，她的老公是一个更热情的“三国粉”，看遍所有“三国”题材的剧，玩遍“三国”题材的游戏……

　　另一回，实习老师在英语课上对学生讲“风水”，说这是一种通过改变家具布置促进身心健康的法子。我抱着“反对封建迷信”的理念在课堂上全程黑着脸，倒是同一小组的巴西同学讨论得兴致勃勃：卧室里要不要挂镜子呢？住所里要不要保留喷泉或水池呢？风铃会不会影响“气”呢？

　　我不由得觉得，自己有义务打破他们的迷思：“在中文里，‘风水就是‘风和‘水，‘气就是‘空气的意思，所以有个风铃挂着当然觉得影响‘气了，哪有像你们说得这么神秘？”

　　“‘气是有‘空气的意思，但在这里，更多是一种‘生命能量的意思。”实习老师走过来，不紧不慢地补充道。

　　然后，她看了我一眼，嫣然一笑，突然换了一种语言：“嗨，我也说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