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对于中国古代的地图有很大兴趣。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坤舆万國全图》走出“深闺”上了电视节目被大众所知;201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丝路山水地图》不仅反映了明代中国和西方的陆路交通,还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的一种传统,注重旅行者视角。
中国历史上,更科学的制图传统来源于魏晋时期的裴秀。裴秀曾任职司空,负责地籍管理。他发现前人绘制地图没有比例尺,而且方位不严谨。他摸索出绘制地图的6项原则: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前三者大致相当于现代地图的比例尺、方向和距离,后三者用于校正实测里程。裴秀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将前人绘制的《天下大图》缩为《方丈图》,“备载名山都邑”。他的门客还进一步将《方丈图》缩小到原图的1/5,制作了西晋的全国地图。
裴秀的制图原则被认为是“计里画方”的渊薮。这种方法把地球当作一个平面,用于地籍管理、城市规划等小范围制图,误差尚可接受。但是,在制作大范围的地图时,地球的球面导致的变形严重影响了准确度,地图质量大打折扣。北宋的《禹迹图》是现存最早的按计里画方制作的地图。此时,裴秀时代已经过去了700多年,成图质量依然不可直视。明代的全国地图是罗先本于1541年前后绘就的《广舆图》,也采用了计里画方制图。
怎样把地球的球面表现在二维平面上?这就催生了地图投影。最早准确测出地球周长的埃拉托色尼也最先发明了经纬网,绘制了地中海周边地图。1569年,墨卡托设计了正轴圆柱投影,相当于在地球中心点一盏灯,把地面上的点投射到垂直于赤道的圆筒上,绘成地图。在这种投影制成的地图上,经线和纬线垂直相交,地图上的角度与实际一致,这种地图是大航海时代使用最广泛的地图。墨卡托地图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地图,有两个突出要素:球面投影,经纬网制图。
在墨卡托投影地图上,高纬地区面积变形大,甚至无法表示极点。把墨卡托投影的圆筒两端适当收缩,就可以画出我们日常最常见的世界地图:纬线彼此平行,纬度越高,纬线的长度越短,仅中央经线与纬线垂直。1570年,这种地图以奥特里乌斯地图之名首次出现,现代世界地图由此奠基。
10年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澳门。在中国辗转多地、汉语精熟的利玛窦向当时的明朝万历皇帝献上了生日贺礼,一幅伪圆柱投影的木刻世界地图,万历甚为喜欢。工部员外郎李之藻随即将中国转绘到世界地图的中心位置,并利用《大明混一图》等中国地图资料对利玛窦的底图进行完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李之藻为该地图增补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地理信息,中国省份、重要城市都有详细标注,还详细标出了黄河、长江的发源地和流经的省份。
1602年,李之藻将此图刻为6屏,名《坤舆万国全图》。1608年,明王朝摹绘了《坤舆万国全图》,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算起来,利玛窦1578年离开欧洲时,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只有最初的1570年版本,利玛窦带到中国的就是这一版。1584年,他在肇庆将奥特里乌斯地图汉化为《舆地山海全图》,1600年,在南京把地图更新为《山海舆地全图》。目前所见的《坤舆万国全图》则是李之藻在利玛窦的支持下,整合欧洲、美洲、中东和中国等大量地图数据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仅纠正了1570年版奥特里乌斯地图中关于中国和东亚的大量错误,甚至南美洲的轮廓也更接近现实。
《坤舆万国全图》中还有400多个不见于奥特里乌斯地图的中文地名。聊举一例。高中地理关于洋流一节的图中,在非洲南端有一支厄加勒斯暖流,名字来自非洲最南端厄加勒斯岬角。厄加勒斯是西班牙语中“针”的意思,但附近没有针状地标。同样位置,《坤舆万国全图》标为“罗经正峰”,意思是,用来校正罗经(指南针)的山峰。现在我们知道,磁偏角在不同地点各异,而且同一地点的磁偏角也会随时间变化。查询美国地质调查局磁偏角的数据发现,1590年,非洲最南端的磁偏角为零。据此,知名学者李兆良指出:“中国人航海经验丰富,很早就知道磁北并非真北。因此,《坤舆万国全图》把这里的山峰命名为‘罗经正峰,表示在这里,这个时期,正北与磁北重合,完全合理。这清楚地表示明代人已经到达非洲最南端。西班牙命名‘Cape Agulhas针状岬角即使有指南针的含义,也是不明所以、缺乏解释的,唯一可能是得自中国的部分信息。”
古地图代表着一个人群、一个国家认识世界的角度、广度和深度。《坤舆万国全图》是17世纪初中西一流地图学者密切合作的结晶,不仅奠定了我们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最初视角,也代表了大明王朝对世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甚至有可能重新书写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这样的国宝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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