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读大三时，我遇到了骚扰。
那个人曾是隔壁别墅的房客，我与他偶尔打个照面，最多点点头，从未说过话。没想到，那一天他竟然在我家门口等我。
我倒车入库，下车后发现他依然跟门神似的站在那儿，只好开口问他：“你好，有事吗？”
他双手插在兜里，满脸不自然地说：“我要去吃晚饭，一起吧？”
“不用了，谢谢你的邀请。”我拒绝他之后，没敢拿钥匙开门，因为房东阿姨这几天去亲戚家了，没有在楼上住，整栋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必须先等这个人离开。
“吃完晚饭我们可以去健身房。”他毫不在意我的拒绝，继续发出邀请，而且一脸的自大。
没有工夫去想这样会不会得阑尾炎，直觉告诉我，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邀请。身处异国他乡，我的警惕性非常高，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自来熟地发出邀约，而且并不是在美国人喜欢的酒吧，这就显得格外诡异。
我用余光扫了一下四周，没有棒球棍，也没有墩布。我有些害怕，假装挠头，干笑着在原地晃悠，还没想出把这个碍眼的人赶走的方法。他突然上前，一把抱住我，在我耳边念念有词：“我喜欢你很久了，我知道你也喜欢我，别拒绝我。”
第一秒，大脑停止工作；第二秒，大脑重启；第三秒，大脑发出自我防护的指令。
我抬腿，用膝盖狠狠地撞向他的要害，他松开了我，就在他想要再次扑上来时，我一手拔下了插在房子门口土地上的木桩——房东阿姨说要做个小围栏种花，木桩被钉得并不结实，方才我只顾着找硬物，把木桩给忘了。
我举着木桩指着他，用最大的声音吼道：“你别过来！”
他还要凑过来，我试图大声说话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我会报警！我能叫警察！”他哼了一声，不自在地转过身，走回他的红色吉普车前，上车后扬长而去。
我赶紧掏出钥匙开门，锁好门后就给房东阿姨打电话：“我遇到了重大危机，有人骚扰我，您能早些回来吗？”
房东阿姨也吓了一跳，她的房客都是亚洲学生，还从来没有人遇到过骚扰事件。她说自己今晚就能回来，让我不要外出，等她回来处理。
我惴惴不安地等着，感觉每一秒都过得很慢。两个小时后，房东阿姨风尘仆仆地赶回了家。听到她的小汽车发出的刺耳刹车声，我的心踏实了不少。她一进门，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拍拍我的后背安慰我：“别害怕，我去找邻居要他的电话，我会跟他好好谈一谈。”
当时，我还击时并没有多想。来美国上学的第一天，警察就讲授了防身术，教我的警察姐姐让我拿她练手，确定我学会了后，才在我的名字旁边写了个“合格”。现在见到房东阿姨，我开始感到后怕。我说英语时变得结巴，舌头捋不直，手也开始发抖，她给我泡了一杯热茶，说这几天都会住在楼上。然后，她就去敲邻居的门。
不一会儿，她回来了，冲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没事，然后上楼。我能听到她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似乎还有说话的声音，却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我知道整栋房子里不只我一个人，才敢洗漱。
那天晚上，我睡得非常不好，总觉得自己被人盯着。第二天一早，我先去体育用品店买了一瓶“防狼喷雾”，里面是胡椒粉，店员给我讲解了如何使用。然后，我去了学校的“求助中心”，这是学校的性别研究学院为学生专门开设的志愿服务机构，如果有人遭受到暴力或骚扰，可以来这里寻求帮助——这是我在女权主义课上得知的，当时觉得用不上，没想到，现在竟然派上了用场。
深吸一口气后我才敲门，接待我的是一位志愿者姐姐，她见我精神状态不太好，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讲了昨天的遭遇，后怕地说：“我怕那个人今天还在家门口堵我，或者在其他地方堵我。”志愿者姐姐一边安慰我，一边想办法，最后决定，找人护送我上下学，并鼓励我：“你很勇敢，从来没有外国同学来我们这里，我们会照顾好你。”
她要了我的课程表，让我先去上课。每节课我都上得心惊胆战，走在楼道里或校园里还不住地回头，生怕那个人从某个地方冒出来。好不容易挨到放学，我发现停车场里有好几个人围着我的车，那是志愿者姐姐和她的朋友们在等我。我走过去，她介绍道：“这几位也是志愿者，她们跟你顺路，你们一起开车回家。”
从此，我开启了长达一个月被“护送”上下学的生活。起初我还自己开车，可“护送”我的志愿者们觉得这样太危险，于是她们商量好接送我。可也有商量出错的时候，就会出现有三四辆车都在等我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她们还跟我开玩笑：“Joyce，感觉怎么样？”我坦白：“我觉得自己像生活不能自理一般，整天被你们接来送去。”后来，我坚持自己开车，“护送”我上下学的志愿者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小车队，通常是两辆车等我一起上学，3辆车等我放学。有时遇到熟人，车队还会壮大，在这个不到20万人的小镇上，看见近10辆车保持相等车距，不超车，不加速，规规矩矩缓速前进，还是很奇特的。
在这一个月被保护的时间里，我知道房东阿姨给那个人打了电话，严厉地提出了警告，那个人承诺不再骚扰我，但还坚持认为我对他有好感。随后，那个人的妈妈给房东阿姨打了电话，不停地道歉，并保证她的儿子不会再做出失礼的行为。房东阿姨一直住在楼上，早晚和我聊天；志愿者们保护我上下学，同班同学知道后也加入“护送”我的行列，他们说：“可不能让班上唯一的中国同學被吓到。”
一个月后，那种不安感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人，生活完全回到正轨。
至今，我依然和那些帮助过我的同学保持着联系。这些善良的人用实际行动告诉我，正义与我同在，不要害怕，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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