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然

　　

一

　　2016年7月22日，我和A同学及各自的家人驱车前往D一高。

　　我们原来都是L一高的“尖子生”，但高考考得都不理想。她比一本线高31分，能挑的211院校没几所；我比一本线高69分，全国39所985院校中只有4所可供选择。

　　我们就跟菜市场大妈一样，对所剩无几的大学挑挑拣拣，照着历年录取分数线斤斤计较。最终我决定复读，因为我觉得自己来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

　　我决定去D一高。

　　D一高位于河南省东部的一个贫困县，教师的学历多为二本，老教师中也有中专毕业的。生源也谈不上拔尖，最后考上名校的“尖子生”当年的中考平均分在570分左右。即使这样的“装备”，D一高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在河南仅次于郑州市外国语学校。它也是整个河南学“衡水模式”最到位、最卓有成效的一所高中。

二

　　到D一高时复读班已开学一个星期。班主任正好要去上课，就让我们在办公室里先坐着乘凉。我与A同学跟各自的父母打了招呼，准备在校园里溜达溜达。

　　这里是D一高的老校区，由高一、高二的高价生和高三的复读生组成。转一圈下来最让我们震惊的不是条件艰苦，而是每个班门口都贴了很多成绩单，小到周练，大到期末考试，某班甚至贴出了英语单词听写的分数。

　　原先的学校，像周练这种级别的考试可是连答题卡也没有，更别说成绩单了。我隐约感受到了一种我一无所知的神秘力量。

　　在来D一高以前，我和所有人一样，以为这类学校的成功就像媒体宣传的一样，在于其“工厂”模式：对时间和纪律严苛的管理，教师授课是“填鸭式”“满堂灌”，题海战术，以考代练，程式化答题。

　　然而，全国学“衡水模式”的中学甚多，却并不是每一所都能取得同样光辉的成绩。L一高在我高三那年也启动了考题轰炸战略，结果却收效甚微，今年亦未见多大起色。而在D一高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事实可能远没有这么简单。

　　在D一高的最小考试单位不是周练，而是“隔天练”，一三五晚上都有考试，配有监考老师和答题卡。每周六晚和周日上下午是周练，不仅有监考老师和答题卡，还打乱考号分考场，最后采用电脑阅卷。到“冲刺100天”的阶段，周二和周四各加了文综和数学考试，一周考三轮。所有这些考试结束后都立马发答案，人手一份。而我原来的学校，全班只有一份答案。

　　这些大大小小的考试成绩出来后都会被打印出来贴在班级门口，周练和大考一样都要发“校信通”给家长。那么成绩多久会出来呢？一天。没错，数千份试卷一个晚上改完——D一高一贯秉持的原则叫作“试卷不过夜”，这样考完第二天就能趁热打铁进行评讲。

　　D一高不仅针对高考的备考规范化，针对自主招生之类的考试也十分规范。从高一开始每周就有相关补习，而且每届都有参加自招的学长回忆题型、传授经验。而我在L一高参加自主招生的时候，自荐信是根据“百度经验”写的，既没有任何备考措施，也没有学长引路。我们一行7人一下高考考场就奔赴北京，各花4000块钱参加为期一天的培训。D一高最后也会让同学们在北京参加培训，但全程校方买单，用行动证明什么叫“再穷不能穷教育”。

　　规范化之外，令人印象最深的是精细化。“让学生学习方便”是最高标准。譬如上述的“人手一份答案”，再如学校自己出的语文卷子，文言文部分的行距会特意调大，这样在对答案和讲评的时候，学生可以直接在文本下面写翻译和批注。

三

　　精细化的不仅是试卷，还有老师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

　　第一天来D一高的时候，班主任把我和B同学领到宿舍就离开了。我们以为他是去上课了，没想到不一会儿他又折回来，手里还拿着两套牙刷、牙膏、肥皂、香皂、毛巾、水盆、暖瓶、凉席等生活用品。

　　因为班里人太多，天又热，两台立式空调基本等于摆设，第二天一整天，我和B同学都浸泡在汗水里。下午放学的时候，班主任把我们单独叫到办公室，我们一边享受着难得的凉意，一边听他问我们是否适应这里的学习、晚上睡得怎么样。我们说都还行，就是太热了——毕竟寝室里没有空调。结果晚上的时候，班主任就送来了两台落地电风扇。

　　另一件事发生在寒假后。由于报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的校考，大年初五我就返校补习了。学校食堂没有开，街上出摊的小吃也很少，我和同学想买点馒头也买不到。同学灵机一动，说：“要不我们问问班主任知不知道哪里有卖馒头的？”D一高的老师就住在学校旁边，这样能方便他们随时进班、看班。于是我打电话给班主任：“老师好！咱们学校附近哪里有卖馒头的？我们对周边还不太熟悉。”班主任十分热情，说：“这个点儿不好找吧。这样，你们来我家吃饭，让师母给你们做。”我们说：“不用不用，我们去拿点儿馒头就行了。”结果到了班主任家，师母已经给我们做了酸辣汤。我们只好留下。吃完饭后，班主任说：“你们不是说要来拿馒头吗？给你们装一些，你们带走。”边说边装了两大塑料袋馒头，又装了一塑料袋煮熟的鸡蛋。师母还塞了糖和雪饼给我们。

　　高考的前一天，我一直在宾馆复习，很晚才去看考场。到考场门口正好遇上班主任，班主任微愠说：“你咋来这么晚！人家老师都要走了。你不早点来看看考场、熟悉熟悉环境、找找问题，万一明天考试发现桌子上有洞或者桌椅来回晃，会影响发挥的！”又说：“我刚才去了你的考场，你的桌子有点晃，我稍微弄了一下，明天你再拿点卫生纸垫一下。”

　　我赶紧去考场看了一圈。出来以后碰见同学，她说：“我来得早，看见班主任一直在地上捡木片之类的，后来发现他去考场里面挨个检查咱们班在这所学校考试的同学的桌椅，垫在那些有问题的桌腿下面。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考不好，最对不起的就是班主任。”

　　真的，班主任太操心了——我这个复读班的班主任30多岁，看起来却跟50多岁一样。学生的学习生活的點滴他都会关心：每隔十天八天就会单独叫我出来，询问我最近状态怎么样、生活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每当我考得好，他会予以鼓励；考得不好，他就会帮我总结问题。早上不到5点半，他和我们一起来到教室；晚上直到10：40，他还在值班。所有的自习课都有老师陪着我们。

　　所有老师几乎都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家庭。老师们“一放假就生病”，有些早早就生病去世了。他们带出了一批批高分考生，而他们的孩子，别说上清华北大，上985、211的也很少。

　　所以，我用“工场”而不是“工厂”来形容这些学校，这种根据高考采取精细入微的配套措施的做法，更像古代手工作坊里精雕细琢的生产方式，颇有“工匠精神”的意味。在高考这个市场中，它提供的学生绝非流水线上粗制滥造的廉价工业品，而是根据高考量身定制的手工艺品。

四

　　不过，像D一高这种“成功”的背后亦有不为人知的辛酸：有的人被压榨得已经失去对学习的兴趣；有的坦言“整体来说学生的综合素质很差”；有的感觉自己从未体验过真正的青春。一个学长说：“上了大学才发现自己连电脑开机都不会，同学讲个笑话自己都听不懂，这样的自卑自怜情绪直到半年之后才有所消融。”至今，每当我听见“D一高”，仍条件反射地想到当地恶劣的生活条件。

　　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把进入高校的数种渠道展现给学弟学妹，希望他们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路——适合自己的路就是捷径——凭己所长进入理想的大学。

　　应试教育当然需要变革为素质教育，单单把学生的书包掏空是没用的，先行措施是要解决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现在的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符号，某些学校只是吹“人手一个iPad”“豪华西餐厅”“奇石名树”“国际班”，它们所教的真是素质教育吗？学生真的全面发展了吗？

　　就像许多学校跟风“工厂模式”，他们真的抓住重点了吗？许多学校既放不下身段学衡水，又眼红人家的成绩，最后搞得四不像，社团也没玩好，高考也没考好。

　　我并不想为“高考工厂”辩护，也不想吹捧應试教育，教育改革仍然是进行时，理应更加公平、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韩寒一样一“退”了之。只要教育资源不均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应试教育就很难向素质教育转型。就如网友说的：“要求贫困县搞素质教育就跟饥馑之年问穷苦百姓何不食肉糜一样。”一所没有素质教育的资本却要搞素质教育的形式的高中会是什么样？

　　所以，“每逢你想要模仿任何人的时候，你要记住，你可能并不具备世界上那些人的优越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