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

　　沈从文14岁的时候，高小毕业，家里就想办法让他参军。很多湘西青年都是走的当兵这条路，他能读到高小已经算不错了。那时候的当兵和现在不一样，所谓“兵”，其实是地方武装，换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就是军阀。

　　就这样，14岁的沈从文开始离家闯荡。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的内心更为敏感。他在湘西的河面上观察船只，一看就是一天。两岸的吊脚楼、竹林以及峭壁，都能让他出神。沿着江河行走，偶尔上岸，码头上又有各种让他好奇的故事。

　　那个时代的作家，大多数是精英，有赴英美或者日本留学的经历，连在乐山的郭沫若，都想办法到日本留学。相比之下，沈从文所受的教育少得可怜。他后来成了北漂，想考一所大学念念，考试是口试，考官他也认识，但他仍是一问三不知。最终，他打定主意，写他的农村，并成为中国优秀的小说家。

　　他的经历给我们一种印象，似乎他真的没有什么文化。如果你真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在读高小的时候，字就写得就很好；入伍后，也是靠写字吃饭，当然，不是写文章，而是抄写公文。他发现字写得好确实有用，于是就更勤奋地练习书法。后来，他成为陈渠珍的文书。陈渠珍的偶像是王阳明和曾国藩，他每天读书，就让沈从文管理一个大书房。那个时期，沈从文读了很多古代典籍。

　　事实上，沈从文在古代文化方面的造诣，可能比现在的古代文学博士还要高。他刚当北漂的时候，在北京前门一带流连，看到很多文物，便每天在那里揣摩。那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很多人认为研究文物没有价值，但是沈从文是真正地喜欢。后来在“文革”时期，沈从文转行做文物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出《中国古代服饰史》，光这本书就能奠定他学者的地位。

　　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早年看待时间的方式。从14岁到20岁，他其实处于半流浪状态，在湘西那片土地上到处走。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似乎是在浪费时间。等到20岁的时候，他突然下定决心，想“拿自己的这条命到外面的世界赌一赌”，于是就去了北京。20岁之前的他，处于一种半开化状态，物质生活上的困苦与精神上的敏感融为一体，让他成为一个独特的“乡巴佬”。

　　如果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看，他几乎是停止了成长。他的心智似乎不成熟，后来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但是，20岁之前的他，又有着某种深刻的整体性：喜欢音乐，喜欢绘画，喜欢书法。这些基本的艺术形式，他都没有专门学习，却每天练习，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种玩。他没有想过成为什么“家”，那只是他与自然和自己的内心沟通的方式。

　　这是一种蛮古老的应对时间的方式。“现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对时间进行了理性的分割。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每天分为“上班”时间和“休息”时间，后来又有了8小时工作制。为了应对现代工业体系，教育也开始细化。每个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合理利用时间，更理性地学习将来在社会上可能用到的知识。但是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些都不存在。严格来说，20岁之前的他，并没有这样的时间观念。他看待时间仍然是日出日落、流水落花。他从自然中感受到美丽与哀愁，他喜欢书法，就没日没夜地练字。

　　所以，我们最终才有了一个“整体”的沈从文。他去当北漂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和当时那个“现代”的世界进行对接。最开始的时候完全是游荡、胡乱看书，后来实在没钱了，才开始打算靠写作谋生。当时的北京新文化圈，其实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圈，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套路的“乡下人”，却因为语言的活泼（没有规范）、想法的奇特（不多见）征服了徐志摩。

　　现代社会的教育已经非常完备，像沈从文一样在体系之外生活到20岁，几乎不可能。如果谁这么做，那么他一定会成为新闻人物，社会大众会把他看作异类，会让其父母檢讨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失误。即便韩寒这样的人，就算不读大学，但也要读到高中毕业。这种现代的、成体系的教育，确保了大多数受教育者能达到某个基本的水准、理解现代时间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性地对待挫折，但是很难再有像沈从文这样的“赤子”了。

　　当然，这就是历史。我们没法回到那个时代，也不必回到那个时代。只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他对待时间的方式上学到一些东西，获得对世界的整体认知，更好地亲近自然，并且像他那样保留一份天真和美好，这倒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