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那会儿，我最喜欢的时间段是上午第二节课与第三节课的课间，因為那个课间比其他课间要多出足足10分钟，也就是所谓的“大课间”。这意味着我可以潇洒地挽着同桌的胳膊出校门溜达一圈。
我每次都是竖着耳朵等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声的，总感觉它的声音能穿透灵魂，陪我探寻更恣意盎然的人生。
也的确如此。
因为就是在这多出来的10分钟里，我做了一件对于我来说很有趣的事情。我和同桌尚文一起去校外的书店，租借有关校园爱情故事的书刊来看，比如当时传阅度很高的《花火》和《男生女生》，费用是两毛钱一天。
要知道，学校布置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我们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考一所好大学，其他任何与考试不沾边的事都被画上了鲜红的大叉叉，被排挤在生活之外。
被特别禁止的就是校园爱情之风，也就是早恋，它在影响学习的危害因素排行榜里位列榜首。
当然，那些以爱情为主题的课外读物，就变成班主任眼中的“动乱分子”，班主任看见一本就碎尸一本。
正因为被严查，所以我们才更铆足了劲与班主任周旋，甚至喜欢上偷偷摸摸把杂志藏在教科书里翻阅的感觉，像是在用力完成一个由上帝交付的使命一般，我把这种心态归为青春期的一种叛逆。
同桌尚文是一个典型的“森系”文艺女孩，喜欢棉布碎花裙，光脚穿一双白球鞋。我曾戏称她就是安妮宝贝故事里的女主角，虽然外表看起来文文静静的，但骨子里有着让人难以捉摸的不同寻常。
她的家境优渥，在小镇上是数一数二的，据说她的高中入学资格也是花钱买来的。她跟穷乡僻壤里出来的我，气质完全不一样。
她的父母从来不关心她的成绩，总是无法平衡赚钱与教育二者之间的轻重关系。尚文说她理解父母，摆出一副懂事又轻松的样子告诉我：“只要有钱就好了啊！”这让当时的我又羡慕又嫉妒，但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少年时候的友情，都带有一点认同感。我就特别喜欢她的豁达以及早早散发的理性思维。
她说：“又不是只有上学这一条路。”
我听得瞠目结舌。
因为寒门子弟，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要么是“知识改变命运”，要么是“去广州等沿海城市打工，做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
我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圈子被死死固定，一想起流水线上机械的工作，我就感到要命似的痛苦，所以在那时，我更信奉前者。
尽管如此，信念在神奇又力量强大的青春期叛逆面前还是甘拜下风，仿佛一瞬间，我就缴械投降了。
我开始一本又一本地看言情小说，从最初的杂志连载到书籍专著。那个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下课后的10分钟，可以让我从校外琳琅满目的书里寻求心灵慰藉。翻阅着一本又一本印有精美封面的杂志，心也跟着上面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飘走了，我甚至产生了自己动手写一部小说的想法——但马上就自动隐藏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自不量力。
跟我们不同的是另一波看课外书的人，他们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看的都是名著，比如，语文试卷里会涉及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外国文学，比如《安娜·卡列妮娜》《简·爱》《茶花女》等。我对他们有一定的偏见，觉得他们在刻意地伪装，但同时又觉得他们很高级，让我有点羡慕，让我也有点执拗地认为像我这样的中学生，手捧一本世界名著，总显得有些滑稽。
那个时候，我的青春读物的基调多以伤痛悲凉为主，我至今都能想起，看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时，是怎么偷偷在课堂上哭起来的。
也是那一次哭，引起了班主任的注意。
还没等我缓过神，一只发现战利品的手就伸了过来。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书甩到我头上，言辞尖锐：“你们这些不务正业的坏孩子，真是毁了咱们班的名声！”接着，她便开始搜同桌尚文的桌兜，很快就发现了几本新的“战利品”。
我愣在那里，“坏孩子”3个字像《大话西游》里唐僧念经一般萦绕在我的耳旁，折磨着我的心智。
什么时候，我被归于“坏孩子”的阵营了呢？
我依稀记得，初中时我还是老师眼中标准的“三好学生”，是父母嘴里“别人家的孩子”。有一次期末考试，校领导还亲自到我家发放奖学金，虽然只有100元，但在我们那个小村庄里已经是家家户户争相谈论的头号新闻了。
后来，我被单独拎出来谈话。班主任开始苦口婆心地劝我，原话我忘记了，大意就是：“你刚来班里时成绩在前10名，你忘记了？别跟着尚文学坏了，人家跟你不一样，知道吗？人家有钱，父母也交代过，她的成绩好坏不重要，只要不造成大的麻烦，不要三天两头地叫他们来就行。你呢，你父母是怎么说的？这个星期内把你的家长叫来谈一谈。”
听到要叫家长，我开始慌了。我站在那里，无声地哭泣，不回答班主任，就是哭。眼泪像倾盆大雨一样关不住闸，内心还在艰难地消化着终于被人指出来的“从好孩子到坏孩子”的转变，我早就知道了，只是自己不敢正视，接受不了。
我不想被拆穿。即便堕落，也想在隐形之中堕落。
那时的感觉，就像被戳到了难以启齿的痛处，也失去了拉紧我的最后一条救命线，在双重打击下，我的躯体开始下沉。
班主任看我特别伤心，放缓了语气说：“叫家长的事情，我再考虑考虑，你先回去上课。”
回到座位上，我趴在桌子上继续沉浸在悲伤里。尚文开始安慰我，我不听，直到她说：“嘿，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午我请你吃炸鸡。”
我一听就炸了，冲她吼道：“我才不要当坏孩子，我也没有你那资本去当坏孩子，有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了尚文眼中闪现的难过与惊愕，但我故意不理会她。从那一吼开始，我跟尚文冷战了。两个星期后，她换了座位。
我好像又变回了通俗意义上的好学生，即便成绩提升很慢，但已经作为“改过自新”的例子被老师在班上表扬，但我并不开心。
我扭头看向尚文，对角線的距离让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我始终没勇气踏出求和的一步，尽管是我错了。
直到在某个大课间的前一节课上，我收到她传来的一张小字条：“送你一个礼物，是课间播放的第一首歌曲，里面有我想对你说的话。”
那是王筝的《我们都是好孩子》：
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
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
你说要 一直爱一直好
就这样 永远不分开
我们都是好孩子
异想天开的孩子
相信爱 可以永远啊
我们都是好孩子
最最善良的孩子
……
后来，我才知道，冷战的那段日子，她争取到了校园广播站的职位，之后在大课间的20分钟里，一直都会响起王筝的那首《我们都是好孩子》，仿佛是对班主任的一种反抗，也是在安慰我和她受伤的心灵。
我终于鼓起勇气去道歉，尚文还是一如既往的理性，她说：“我不埋怨班主任，她也是为了我们好，我只是对那句‘坏孩子耿耿于怀，爱看校园言情小说就被该定义为坏孩子吗？这不过是青春自带的潇洒与悲愁酝酿出的欲望，是少年自有的好奇。他们那些所谓成熟的大人明知道玩手机会影响工作，还不是依然忍不住玩一上午吗？我们不是坏孩子，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好大人。”
我微笑着点头，露出崇拜的表情，反正那个时候的我，没有胆量质疑老师的行为。
突然想到，把“不知道天高地厚”这句话放在青春里，或许不是一种狂妄倔强，而是一种勇敢的少年胆气。
尚文顿了顿，眼神飘出窗外，但语气肯定：“即便我们是坏孩子，我们也有梦想，你想做的，加油去做，我支持你！”
而成年后的我，已经长成了无聊的大人，思维固定，我也早就忘记了自己曾有过写小说的冲动。只是某个傍晚时分，网易云音乐的电台自动播放到了《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我就想起了在大课间的20分钟里，那个还未出芽就干涸枯萎的言情小说梦，还有那个拥有踹生活两脚的精神的好同桌。
仿佛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忽然很想去看看那箱落了灰的旧书。当那些尘封了十几年、有些泛黄的草稿纸散落在眼前时，少年时装着的好孩子的梦想，似乎又重新归来。
我开始动笔，继续完成照耀我整个青春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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