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

　　听母亲说，我小时候长得很体面，不哭，爱笑，整天转动着眼珠打量人、揣摩人，很招人喜欢。长到3岁，我就变得有点儿“坏”了。我到风车跟前玩，一不小心，穿着一身棉衣摔到了水渠里。我一骨碌爬上来，一声不响地回到家，将湿衣服全部脱掉，钻到被窝里。当母亲回来要打我时，我却一口咬定：“是爷爷把我推到水里的。”被陷害的爷爷不恼，反而很高兴，说：“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当然，长大了以后，我从未生过害人之心。至于有无出息，这就很难说了。当长到光着身子拿根树枝在地里、河边到处乱走时，倒也做了不少坏事。比如在田埂上挖陷阱让人摔跟头、将人家放在河边的盆碗推到深水之中，等等。但我不恶，没有让人讨厌。另有一点，不管谁逗我（甚至用稀泥涂满我的全身），我都未恼过。如今回到老家时，那些大爷还常说：“文轩小时候不会骂人。”其实我还是骂过人的，只不过我只在小孩中间骂，不骂大人罢了。

　　儿时的印象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穷。我的家乡苏北，以穷出名。我家一直是在物质的窘迫中一日一日地度过的，我对贫穷的记忆极深刻。我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青草是我从河边割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一盘“炒韭菜”吃。15天才能盼到一顿干饭，所谓干饭只有几粒米，其余几乎全是胡萝卜。整天喝稀粥，真正的稀粥，我永远忘不了那稀粥。读中学时，每月菜金1元5角，每天只有5分钱。都是初二的学生了，冬天的棉裤还常“破绽百出”，吐出棉絮来（当地人叫“出板油”），有时甚至露出一点臀部，这使我在女孩子面前总觉得害臊、无地自容，下意识地将身子靠住墙壁或靠住一棵树，尴尬而腼腆地向她们憨笑。我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春天的太阳将人的汗毛孔一一烘得舒张开来，使人大量消耗体内的热量。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我巴望太阳早点儿沉没，让夜的黑暗早点儿遮住望见世界的、渴望生命的眼睛，也遮住饥饿的欲望。按遗传规律，我应是一位身材伟岸的男子。然而，这一大好基因被营养不良掐断了。我甚至觉得我的脑子都被饿坏了。有一段时间，我竟然“黏”在地上不肯往上长。这引起家里人的恐慌：莫是个小矮子！常常仰视别人，使我有一种自卑感，特别是当我走到高个子的孩子跟前时，莫名的压抑感便袭上心头。大年三十晚上，我带着要长高的渴望，勇敢地爬门板。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据说这样可以长得比门板高。但无论我怎样努力，后来也没有长得比门板高。但基因的不屈不挠，使我忽然又拔高了一截。饥饿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因此，现在我对吃饭很在意、很认真，甚至很虔诚，并对不好好吃饭的人大为不满。

　　但是，我又有着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

　　我有一位慈祥的老祖母。她耳聋，有一头漂亮的银发，常拄着拐棍倚在门口向人们极善良地微笑着。她称呼我为“大孙子”。后来我远行上大学了，她便日夜将我思念。她一辈子未走出方圆3里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知道3里外还有一个宽广无垠的大世界。她认为，这个世界除了她看见的那个地方，大概还有一处，凡出门去的人一律是到那一处去的。因此，她守在大路口，等待从那个地方归来的人。一日，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于是便向人家打听：“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

　　母親对我的爱是本能的、绝对的。她似乎没有任何食欲，我从来没见过她对哪一种食品有特别的欲望，她总是默默地先让孩子们享用，剩下的她再随便吃一点。父亲的文化纯粹是自学的，谈不上系统，但他又几乎是一个哲人。一次，我跑到一个8里地以外的地方看电影，深夜归来，饿得不成样子，但又懒得生火烧饭。父亲便坐起身，披件衣服对我说：“如果想吃，那就生火去做，哪怕柴草在3里外堆着，也应该去抱回来。”就在那天晚上，他的话奠定了我一生积极的生活态度。

　　还有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水乡。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橹声中，在渔人“噼噼啪啪”的跺板（催促鱼鹰入水）声中，在老式水车“咯吱咯吱”的转动声中长大的。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瞧见的就是一大片水。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事，大半与水有关。水对我的价值绝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的性格、我的脾气、我的人生观、我的美学情调的构造。

　　这一切，使我“舞文弄墨”成为可能。苦难给了我幻想的翅膀。我用幻想去弥补我的缺憾和空白，用幻想去编织明天的花环，用幻想去安慰自己、壮大自己、表达自己。苦难给了我透彻的人生经验，并给我的性格注入了坚忍。难怪福克纳说：“一位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

　　老祖母、母亲和父亲给了我仁爱之心，使我从不知道何为仇恨。我从未抓住不放地恨过任何人。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的，尽管我常常看到恶的肆虐。

　　那片土地给了我灵气、题材、主题和故事。开门可见的水，湿润了我的笔，使我能永远亲近一种清新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