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不过

　　小时候，我分辨野草优劣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吃还是不能吃。有一种草，长着奇怪的三角形叶子，蓝色果实，比绿豆还要小，像一串小葡萄。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知道它的叶子可以吃。五六月里，摘下那些嫩绿的三角形叶子，像邻家爷爷卷烟叶一样一片一片卷起来吃，微微的酸。要是运气好，还能遇上酸里带甜的。有一天，我给它取名叫“酸叶儿”，然后郑重其事地向小伙伴们宣告，但没想到他们早就叫它“酸叶儿”了。

　　母亲在屋旁新开垦了一块菜地。为了挡住贪吃的鸡和牛羊，母亲又花了好几天时间，用木桩、竹竿、铁丝和旧渔网，做了一道结结实实的篱笆。

　　春天的菜地里没什么可生吃的。萝卜开了花，变成空心，不好吃。幸好，酸叶儿爬满了篱笆。它们长得特别肥大，绿得好像能掐出水来。我经常趁母亲不注意，钻进菜地摘酸叶儿。也许母亲是知道的，没什么零食可吃的年代，她默许了我对酸叶儿的贪婪。

　　母亲讨厌菜地里所有的野草。哪怕只是冒出一点点草芽，只要被她发现，她都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从土里揪出来。奇怪的是，她对篱笆上的酸叶儿竟然视若无睹。有些不小心爬到菜畦上，她还会拎起细细的藤蔓，挽在篱笆上。后来，因为她的偏心，篱笆上的渔网几乎看不见了，密密麻麻的酸叶儿藤，成了实际上的篱笆。一直到深秋，酸叶儿枯萎了，藤蔓也干瘪了，可怜的渔网才露出来。我对母亲的举动不理解。后来，她告诉我，因为酸叶儿的藤蔓上有刺，连蛇都害怕，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蛇不过”。

　　有一年夏天，村里有个女人生了疮，在镇上的卫生院打针吃药，就是不见好转。有人说，她长的是烂蛇疮。听说这种疮可怕得很，围着腰长，像一条腰带，如果长得首尾相连了，什么灵丹妙药都治不好，只能等死了。

　　母亲听说这个消息后，带着我去了那个女人家，母亲说，罐头叶可以治这个病，劝她不妨试一试。

　　我插了一句嘴：“罐头叶是什么呀？”

　　母亲说：“就是你经常嚼的那酸叶儿啊。”

　　罐头叶——母亲所说的“罐头”，并不是可以吃的罐头，而是耕田用的犁铧。酸叶儿长得还真有点像犁铧。

　　不久以后，那个女人痊愈了。一个下雨天，她拎着一包红糖来到我家。她说是“蛇不过”救了她。

巴辣子

　　山村里的野草，几乎都是为人而生的：有的可以入药治病，有的可以喂猪，有的可以做牛羊的食物，再不济的草，也可以铲了烧成草木灰当肥料。

　　而巴辣子，生来就是让人讨厌的。

　　巴辣子是苍耳的俗名。

　　我是先知道巴辣子，后知道苍耳的。上小学时，有一篇课文《植物妈妈有办法》，介绍了几种植物传播种子的方法。课文有插图，我一眼就认出了巴辣子——苍耳。

　　小时候上学有秋收农忙假，学校号召学生勤工俭学，去田野里捡稻穗。那时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假借捡稻穗的名义，和伙伴们在田野上奔跑。秋天的山村是一首欢快的诗。秋风渐凉，阳光还暖，桂花香若有若无，野菊花像星星一样遍地开放。

　　跑得累了，找一块草地坐下来休息或者做游戏。男孩们最常玩的游戏就是打仗，分作两派，在他们想象中的战场上喊打喊杀，互相追逐。他们摘下成熟的巴辣子果实，攥在手里，扔过来，扔过去。巴辣子的果实俨然成为战场上的子弹。

　　有时候，巴辣子会飞到我们女孩头上。我虽然留着短发，但摘巴辣子时也会扯得头皮发痛。英子留着长发，扎着马尾。有一回，不记得为了什么，我们几个女孩和男孩们吵架了，他们竟然把巴辣子扔在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天哪，可怜的我们，一个个散了头发，你帮我，我帮你，一直忙到太阳偏西。英子被扯得眼泪直流，才把头发上的巴辣子摘干净。

　　从那以后，我见了巴辣子都会绕道走，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这种麻烦的植物，黏在头发上和衣服上，是一件很闹心的事。

　　还有一次，母亲去一个亲戚家，她不愿带我去。我死活不干，紧紧拽着她的裤腿哭得天昏地暗。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拉开，还说了一句：“你怎么像个巴辣子？”

　　我马上停止了哭泣。我可不能做让人讨厌的巴辣子。

地鼓呐儿

　　认识“地鼓呐儿”这种植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它究竟是草还是花？

　　田埂上、山林里、河边、地头，甚至什么也没种的荒地上，到处都是地鼓呐儿。村里有户人家修了新房子，村子里的野草好像也得知了消息，老房子的地基上很快就有了它们的影子。四五月里，地鼓呐儿混在一群野草之中，影影绰绰地摇曳。它们的叶子很小，却是一副倔强的模样，像好斗的小牛角。淡紫色的小花很听话，长得整整齐齐的，有点像麦穗。

　　围绕“地鼓呐儿是花还是草”这个问题，我和伙伴们经常争论不休。她们说是草，矮矮的，散在野草丛里，花儿小，不起眼，也没有香味，和野草没什么区别。我却认为它们是花。淡紫色的小花穗，娇小玲珑的花朵，开得热烈奔放。伙伴们当然是不会认同我的，有时候还嘲笑我把粗俗常见不好看的野草当成宝贝。我很委屈，又找不出辩驳的理由，時间长了，我也动摇了，开始怀疑地鼓呐儿的身世。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真是杞人忧天。地鼓呐儿就是一种植物，花也好，草也罢，都是世间的生命，是平等的。

　　母亲常常扯回来各种野草，洗干净了扔在窗台上，任凭风吹日晒。家里人有什么小病小痛的，选几样熬水喝。地鼓呐儿晒干了，我也能认出它的样子，曾经漂亮的紫色小花穗，失去了颜色和水分，却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形状。

　　我有个毛病，容易上火，经常嗓子疼，嘴角生疮，痛得吃不下饭。母亲抓一把地鼓呐儿，放在茶壶里，熬成又苦又涩的汤汁，逼着我喝。我捧着药碗，眼泪汪汪地暗暗发誓，再也不喜欢地鼓呐儿了。

　　春风吹起，地鼓呐儿开花的时节，我忘了自己的誓言。

　　上小学五年级那一年，学校号召勤工俭学。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一种叫夏枯草的中药，滔滔不绝地讲它的好处。

　　“什么是夏枯草？”有人提出了疑问。

　　老师跑到操场边上，扯回一种草，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这不是地鼓呐儿吗？”

　　那一年老师规定的采摘数量我早就忘了，只记得和同学们提着口袋漫山遍野找地鼓呐儿的快乐。一个星期之后，教室里堆满了地鼓呐儿，像一座小山，也像一座坟——地鼓呐儿的坟。我心里忽然有一股不能描述的忧伤，山野田间，夏天刚刚来到，绿正浓，花正开，稻子将要成熟，这小小的地鼓呐儿，竟撇下热热闹闹的山村，离开了。

　　随着春雨来，又追着春风离去，地鼓呐儿，你怎么能叫夏枯草，你应该是春天最忠实的情人。

冬果儿刺

　　第一次随父亲去给祖父母上坟，我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看什么都新鲜。四月的江南山林，用“青翠欲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林间草地上到处是各色赶趟儿似的山花，就连坟头上，也插着清明祭奠用的纸花。

　　我看到一种白色的花，攀附在油茶树上，开得格外努力，露出黄色的花蕊，雪白的花瓣像绸缎。我立刻喜欢上了这种漂亮的花，喜欢它们毫不扭捏、盛装开放的姿态，好像一群爱说爱笑的小姑娘，山林里仿佛都回荡着她们清脆如鸟鸣的笑声。

　　父亲说，这是冬果儿花。

　　我伸手去摘，痛。冬果儿花茎上有刺，扎手。花托上也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细刺，我无从下手。

　　得不到的，最让人眼馋。我突然发现，村子里有不少冬果儿花。地头、堰塘边、路旁，还有不少人家屋后的芭茅丛中，也有冬果儿花，一朵比一朵开得好看。我忍着痛，摘了好几朵，一朵插在头发上，剩下的捧回家，用一个玻璃瓶子装了水养着。白花、黄蕊、绿叶，清新雅致，在陈旧的写字台上亭亭玉立，简陋低矮的屋子也变敞亮了。

　　可我的手指被刺扎得又麻又痛。晚上，母亲不得不就着煤油灯给我挑刺。那时候农村虽然有了电灯，但是不够亮，母亲晚上做针线活，仍然点着煤油灯。

　　瓶子里的冬果儿花没几天就枯萎了，我也慢慢把它忘了。童年的山村里好玩的东西很多，我不会记得已渐渐枯萎的几朵野花。

　　与花开遍野的春天相比，我们更喜欢秋天的山林。我们可以追在大孩子们的屁股后面，去山上寻找各种野果子。有一天，他们把一蓬刺丛指给我们看，说那是可以吃的，叫冬果儿刺。

　　这不就是冬果儿花的果实吗？

　　刺藤上的绿叶和白花已经凋零，露出狰狞的刺。密集的芒刺从茎上一直长到果实上，肆无忌惮，让人望而却步。

　　大孩子们摘下橘红色的果子，扔在地上，用鞋底搓几下，刺没了。捡起来，在衣服上擦几下，咬开。只有外面的果皮能吃。

　　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茎上的刺，摘了两个。尽管我一再小心，还是被扎到了，裤子被刺挂住，一个手指也被刺中，渗出了小血珠。果子没吃到，我先吸了自己的血。

　　学着大孩子的樣子，用鞋底板搓去芒刺，擦几下，再吃。没有想象中甜，有点甜，也有点涩，干干的，毛毛糙糙，没什么水分。嚼了几口，我不敢咽下，又吐了出来。

　　那天晚上，母亲又在煤油灯下给我挑刺，看到母亲满脸心疼的样子，我忽然觉得不痛了。

　　后来，我不敢再吃冬果儿刺了。上中学后，我才知道冬果儿刺的大名叫金樱子。

　　金樱子，这名字就像一户金姓人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却厉害得很，不好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