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超级女声》红遍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刚刚初中毕业。
作为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第一拨小孩，我们的青春开始于那场声势浩大的选秀节目。它冲击了当时互联网尚未崛起时的社会审美观念，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行为和表达方式。
中考结束的那天，我生活的小城刚刚下过一场雨，风一吹，路旁的梧桐树上还有雨水滴落。我妈站在嘈杂的人群里，拉着班主任咨询实验中学和附中哪所学校高考更有优势的时候，李璇骑着自行车站在马路对面冲我招手。
几乎每一个人的青春时期都有一个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出现，李璇之于当时的我就是这样的存在。她听摇滚乐，看晦涩难懂的文艺片，身上还有一种超出我们同龄人的疏离感，这在当时的我看来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像我这种平庸到没有任何一种标签加持的小孩，内心都有一个极度渴望成为的B面，而李璇就是我想成为的B面。她活得放肆又热烈，是我所渴望成为的模样，于是我像一艘迷失方向的船想要朝着她的岸边靠拢。
初中三年我们都没有太多交集，直到初三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才找到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我们都喜欢那一届《超级女声》里的周笔畅。我以此为契机，才找到了和李璇成为朋友的一个通道。
我跳上李璇的自行车和她一起往人民广场赶。地面上有很多水坑，李璇一边喊着“抬脚”，一边加快速度冲过去。我问她考得怎么样，她摘下一只耳机摆摆手，仍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说：“正常发挥呗。”那时候《超级女声》的决赛刚刚拉开帷幕，每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涌现出许多服装统一、口号一致、看起来热血沸腾的拉票后援团，他们举着海报、拉着横幅，逢人便拦住，请求他们用手机给自己的偶像投上一票。我和李璇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瞬间被眼前的阵势惊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但心底还有一点感动在蔓延。我握着李璇的手跑到广场中央，一把拉住路人的胳膊，举着周笔畅的海报说：“您好，这是《超级女声》07号选手，拜托您用手机帮她投一票吧。”我说得情真意切，自己的声音都有点哽咽了，但是路人还是一脸鄙夷地甩开我的手走开了。
每一个年代的人似乎都对之后年代的人充满了鄙夷，但是那些在批判之后成长的新生代都会长大，他们又以自己的方式去改变社会。《超级女声》为我们这些少年平凡无趣却又渴望多姿多彩的生活投下了一粒火种，燃起熊熊大火。于是我们奋不顾身，用十几岁的时候特有的勇气与执着，为了一个陌生人的梦想，在街头巷尾振臂高呼。
后来李璇觉得这种拉票形式竞争太激烈，效率太低，我们便开始骑着自行车满城找兼职。那时候，李璇学了10年的大提琴还在坚持，我们上午出去发传单，傍晚李璇上完专业课，我就拿着用工钱买来的充值卡跑到她家会合，躲在她的房间里，用她的那个黑色诺基亚一条一条地编辑短信进行投票。
北方夏天的夜晚总是来得很迟，傍晚的时候夕阳在阳台上温暾地洒下一层橘色的光，有时候我们就躺在吊床上聊天。2005年的夏天，梦想还是一个颇具分量的词，李璇问我以后的梦想是什么，我竟然一下子怔住了，好像除了高考我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我这种无趣的梦想在李璇的答案之下显得暗淡无光，她说：“我要去参加明年的《超级女声》，将来我要和周笔畅一起开演唱会。”
我啃着李璇姥姥端过来的苹果含混不清地说：“我陪你去，我要见证你闪闪发光的时刻！”
十几岁时的小城少女，拥抱着最天真的美梦，就如同我们深信周笔畅一定会夺冠。
但我们一整个暑假的奔走，并没能帮她加冕。
决赛结束的那天晚上，我和李璇看着站在冠军李宇春身边的周笔畅抱头痛哭。我们暗自腹诽着有黑幕，内心又充满了愧疚与自责：“要是我们再努力一点或许结局就改变了。”
那一年的《超级女声》轰轰烈烈地开始，又浩浩荡荡地落幕，我们的暑假也就此结束。
9月份，我去了附中，而李璇以特长生的身份去了七中，我们终于站到了传说中的人生的紧要关头。但我依然迷茫，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不解，我不知道长大后会不会找到答案，但在一轮又一轮的考试中还是低头奋力背着物理课本上那些总是混淆的名词。李璇有时候会来找我，每次她背着大提琴站在车棚里等我的时候，都能得到很多的注视。她说她又要考级了，但是她有点纠结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我说附中简直是地狱，数学老师就是来自地狱的魔鬼。我们一起在学校对面的冷饮店吃完一盘杧果冰，然后在听到铃声响起时迅速说“再见”。好几次我扭过头，李璇仍然站在原地，她看起来特别惆怅。
2006年《超级女声》报名海选的时候，我还在感冒，垃圾袋里堆满了纸团。周六教室里的人不多，李璇跑来找我，问我要不要陪她一起去报名。我擦了擦鼻涕，踟蹰着说周一就要月考，我可能去不了。
李璇极力掩饰着失望，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说她自己去也没关系的。她一个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参加海选，但是那一年的《超级女声》改变了赛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参加。李璇站在异乡的街头给我打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疲惫，她说：“没关系，两年后我可以再来的。”
我们以为两年不过是白驹过隙，但是那些發生过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如同小时候泡在水里的海绵一样渐渐变大，把两年扩充得仿佛没有边际。比如，李璇的姥姥在我们高一结束的那个夏天去世，她拒绝了和父母的再婚家庭一起生活，自己独自住在姥姥的房子里。姥姥的去世对李璇的打击格外严重，她剪掉了留了很多年的长发，大提琴的专业课也总是逃课，她开始和学校里一些“有名”的少年混在一起。
那时候，李璇总在环山路的那家Livehouse里看演出，有时候我也会跟着去，每次我举着可乐站在人群当中的时候，可乐都会被她拿掉，她说：“你不要喝可乐了，喝啤酒才算是长大。”我最后一次和李璇看演出是在高二结束后的暑假。那次看完演出后，他们在烧烤店和其他的客人打了起来，我捂着耳朵大喊“不要打了”，可是没有人理我，甚至还被人不小心推搡了一把。我盯着校服上的污渍，看着距离我仅有半米的李璇，突然有些恍惚，她真的是我渴望成为的B面吗？我不知道，但我意识到让生活继续的，并不是与众不同而来的优越感，不是对叛逆的追求，也不是对新鲜的好奇，而是清晰而笃定的道路与全力奔跑的姿态。
那天连同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带进了派出所。坐在警车上的时候我害怕极了，可是李璇的朋友却说这样才算是一个rocker，我嘴角轻轻抖动了一下，没有再说话。我青春期里所有的躁动与迷茫被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因为没有动手，我和李璇做完正常的笔录就出来了。走出派出所的时候，白天太阳炙烤的热气已经散去，路灯发出的昏黄光线把街头衬托出一种静谧的气氛，我朝左走，李璇推着自行车往右走，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大约走出10米后，她喊住我，问：“明天你还来找我们看演出吗？”
我摆摆手：“不了，还有一年就高考了，我要好好学习了。”
她点点头说：“你本来就跟我们不一样。”
从那以后李璇再也没有来找过我。我平庸的青春因为李璇的出现迅速地泛起波澜，又在李璇离开之后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当时的我们都不知道2006年的《超级女声》是留在我们少女时代的最后一届，之后它停办了很多年。可是人生原本就拥有那么多意想不到，文科成绩更优秀一点的我，高二的时候却进入了理科班，又在学了四年的金融后兜兜转转进入了媒体行业。
10年过去了，我们这些曾经在电视机前抱头痛哭的小孩，终于也变成了面无表情、生活沉闷的成年人，周笔畅和李宇春的名字在我们的眼中都变成了一样的字眼，而那个背着大提琴说要参加《超级女声》的女孩与她的自行车一起永远停留在了16岁那一晚的风中。我记得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直都很羡慕你。”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别人渴望变成的B面。
2016年，我飞去长沙参加《超级女声》启动仪式媒体发布会，站在湖南广电楼下时，眼睛突然有点酸，脑海里依稀记得有个清脆的声音说：“我是03821号选手李璇，今年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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