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泓翔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动物，一直很向往非洲的大草原、南美的亚马孙雨林等。只是小时候觉得这些地方离自己的生活太遥远，遥不可及。

　　2011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毕业，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国际关系。到了哥大后，我惊讶地发现：曾经我觉得遥不可及的非洲、南美洲这些地方，我身边的同学基本上都去过，而且他们去过不止一个国家，还不只是去旅游。

　　他们在这些国家做了许多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项目，以至于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我整天都听到同学们在讲“我在肯尼亚的时候”“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我在海地的时候”等类似的话题。

　　而这种时候，跟我绝大部分中国同学一样，我都是懵的，不知道该如何加入他们的对话，因为对他们所说的东西我一无所知。

　　因为发现了其实非洲和南美洲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遥远，而且我很希望像那些外国朋友一样，也能够看到那么广阔的世界，有那么多有意思的经历，所以我很想去这样的地方看看。

　　我找啊找，找各种机会

　　2011年，第一个寒假之前，我刚好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去了厄瓜多尔。厄瓜多尔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是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不仅去了梦寐以求的亚马孙雨林所在的国家，见到了食人鱼等各种各样神奇的生物，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界现象——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我们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没有走进去。中国人在当地的融入程度其实非常低，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社区问题、沟通问题，所有这些都阻碍着中国人在那边与当地人的共同可持续发展。我对这样一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接下来每一个假期，我都往南美洲跑。为什么那会儿没有往非洲跑呢？因为从美国飞南美洲便宜一些。

　　2013年，我从哥大毕业。那个时候，我决定去另一片我一直向往但还没有机会到达的大陆——非洲。于是我找啊找，找各种机会，最后找到了这样一个项目：2013年年底，南非的金山大学在招募中国记者，去非洲做象牙、犀牛角贸易的调查报道。我申请了。我原来在南美洲的经历为我加分不少，我被录取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非常不理解：非洲这些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为什么要特地招中国记者过去做调查报道呢？但是到了那边，我就明白了——当你走进非洲这些卖象牙的市场，可能根本看不出来这里在干什么，因为那些“货”其实平时都装在箱子里面，不会公开售卖。但是就如同当今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的商贩一样，当他们看到中国人过去，就会非常热情、两眼放光，简直就像看到了移动的钱包向他们走来。

　　在这里，我逐渐了解到大象保护和象牙贸易的内容。比如，象牙有1/3是長在大象的脸里面的，所以一般来说，盗猎者为了获得象牙，要把大象的脸给削掉。再比如，非洲象的牙本来是非常长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去非洲，看到的大象的牙通常不会很长很大。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象牙越大就越值钱，于是长期以来，盗猎者会优先猎杀牙更大更长的象，而它们的基因就这样渐渐损失了，牙长得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随着猎杀的持续，大象们的牙只会越来越小。

　　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去草丛里射杀这些大象的，往往是非洲当地人。他们杀一头大象，可能只能赚200美元到300美元。但在市场上，1公斤象牙可以卖到几千美元，而一根普通的象牙就能达到一二十公斤。

　　我以记者的身份在那里做了一些调查，在媒体上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调查报道。在那之后，有一些从事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的朋友找到了我。第一个来找我的是奥菲尔。他看上去有点像走私犯，其实是挺正面的一个人物。他是以色列人，曾在以色列当兵。后来去非洲做丛林探险，遇到了一只被走私的黑猩猩。他把这只黑猩猩解救了出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Hope（希望）。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他开始对动物保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动物。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卧底调查员跟走私犯接触，让这些走私犯带着象牙和犀牛角过来见他的交易对象。在那个时候，警察就会出现，逮捕走私犯。因为奥菲尔，我也有机会参与了这样的一些行动。

　　看着那瓶辣椒喷雾，我的内心有点崩溃

　　2014年年初，奥菲尔他们盯上了乌干达的一个走私犯“大哥”。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参与了多次国际犯罪的走私犯，所以很想抓住他。

　　他们派了一个在非洲当卧底的调查人员去跟他接触，假称是在帮亚洲商人采购象牙。但是这个走私犯非常狡猾，并不相信这个非洲人。这个时候，奥菲尔找到了我。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只要他听到你那带着浓重亚洲口音的英语，他一定会放下他的警惕。”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夸我，于是我就去了乌干达，帮他做这样一个卧底调查。

　　到了乌干达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这个走私犯打电话，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因为我扮演的是一个大走私犯。我跟他打电话，说：“我现在派兄弟过去，你赶快让他看货啊！还有几十个人等着跟我们做买卖呢，你想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如果想，就别说那么多废话，赶快带他去看货！”大概我演得还可以，对方对我们的信任度已经提高了很多，然后他就和我们当地的卧底人员进行了一些基本接触。但是这还不足以让他真的放心。所以后来我又到了乌干达的一个购物中心，去跟这个人吃饭，跟他直接面谈。

　　去见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奥菲尔也给我分享了很多调查经验。比方说，到了现场我要表现得比他还紧张。我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生怕有警察出现。话没说几句我就开始质问他：“我凭什么相信你不是当卧底调查的呀？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而是真的想要做这个生意呢？”

　　奥菲尔跟我说：“如果你不想被人怀疑，就要先怀疑对方。”他看到我表现得特别紧张，就越来越放松，然后开始不断地安慰我。他笑得很开心地说：“哥们儿，你不用这么害怕。我们做这个很多年了，你放心，一切都没有问题的。”

　　后来我们约了一天，各自开着一辆车，我带着钱，他带着象牙、犀牛角，到一个小巷口去交易。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挺紧张的，因为你不知道当警察出现的时候这个人会干什么，而这个时候，你是离他最近的一个活物，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拿出一把枪向你开火。

　　奥菲尔看出我很紧张，于是很郑重地给了我一瓶辣椒喷雾。我当时看着那瓶辣椒喷雾，内心有点崩溃：他如果朝我开枪，我拿出这瓶东西喷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但是非常幸运，这个人太相信我了，以至于警察出现的时候他完全傻掉了。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保持着傻掉的表情就被抓了。

　　还挺幸运的，在后来做的多次调查里面，我都没有遇到过那种真的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特意要求导演，不要给我的脸上打马赛克

　　当时跟奥菲尔做调查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奥地利的纪录片导演，他在拍一部关于象牙贸易的片子，当时正在拍奥菲尔。通过奥菲尔的介绍，他也开始拍摄我。导演最开始拍我的时候，其实是准备给我打马赛克的。因为对于调查人员来说，打马赛克能够保证人身安全。但是我跟导演说：“你既然要拍，咱们就别打马赛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看到我的脸，对西方人来说，他们会发现其实中国人在一起参与野生动物保护。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也会发现，你看，这个中国人能去做这些，我们也可以。野生动物保护这件事情，中国人也可以参与，它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

　　很显然，影片出来之后我不可能再去做调查，但我还有更多的事可以做。就像之前说到的，从这个世界的环境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没有“走进去”。比方说我去参加很多国际野生动物保护活动，在会场里你看不到一个中国人。而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对野生动物保护搞不太清楚，不知道这些人是干吗的，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这是一种隔阂，所以当时我有了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比起利用中国人的身份去做一些调查，利用中国人的身份去消除沟通中的隔阂可能会更有意义。

　　于是，我们在2014年开始了一些尝试。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南屋”。“中”是中国的意思，“南”是外交学上发展中国家的意思，“屋”就是双方之间对话沟通的空间。我们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年轻人送到非洲去，让他们参与到一些关于中国人融入当地的事情里面。

　　比如，我们会组织中国人参与剪盗猎者设立的铁丝网，然后去救助一些受伤动物的活动。我们还在当地跟大使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一起去做公益徒步等类型的事情，能够更好地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话题。其实这些活动在非洲已经举办了不知道多少年，只是在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中国人参与这样的活动，尽管有100万中国人生活在非洲。

　　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比较经典的案例。

　　在肯尼亚的东部有肯尼亚最大的国家公园，东、西察沃国家公园。每年，大象都会在这两个国家公园之间迁徙，它们迁徙的时候，会路过很多当地人居住的村庄。

　　大象看到这些村庄里面有玉米等各种各样的食物，当然觉得这是上帝给它们吃的，所以就过去吃了，而这些农作物对于那些村民来说其实非常重要。为此，村民会在农田挖沟，让大象不要进农田。但是大象很聪明，它们会把树枝搬过来把沟给填平，再慢悠悠地走过去继续吃农作物。人们也会立一些稻草人，但是大象看到这些“人”一两天都不动，就知道它们绝对是假人。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从中国筹集一些资金，带着中国的青年人到那边去，帮当地人安装一种太阳能灯的围栏。这个东西的科技原理也很简单，就是在农田旁边围一圈围栏，围栏上安装了太阳能灯。白天充电，晚上这些灯就会一闪一闪。而大象看到这些闪烁的灯光就会觉得有人在活动，它们往往就不敢靠近。

　　我们还会带这些中国青年去跟当地的村民沟通。去了之后发现，这里的村民做的一些篮子挺漂亮的，我们就尝试着帮他们把这些篮子卖到中国。这样就可以给这些村民带来一些经济收入，减少他们从事盗猎活动的可能性。

　　我们做的这些项目，从规模上来说其实很小。事实上，我们从成立到现在也就两三年，到现在为止全职人员也就4个。我们做的活动，每次可能都只有十几个人，最多100多人。然而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做的很多项目，其实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