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我，像一只困兽，在教室里走来走去。
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正是晚饭时间，同学们踩着铃声冲向食堂，打饭、打水回宿舍。学校三面环山，山上是学农基地。上中学后的每个学期，我们都要不定期地在山上劳动，播种和收获黄豆、花生、油菜。但是这个学期，我不用再去劳动，因为上初三了。
“初三”和“毕业班”，是两个令人紧张的词。
我烦躁不安，因为我向班主任请假回家，却被拒绝了。
至今还记得当时老师的样子，他板着脸对我说：“认真读书，没事不要随便请假，才星期三！”
处在执拗而任性的年纪的我，是不会理解老师的苦心的。看着老师走向食堂的背影，我几乎绝望了。班主任年纪不大，非常敬业。他的宿舍与教室只有一墙之隔，要从他的眼皮子底下“逃跑”是不可能的。
我想回家，想吃母亲做的热饭热菜，想在自家的热被窝里好好睡一觉。我们班的教室在二楼西头的最后一间，学校依山而建，从教学楼一楼去食堂，要走十几级台阶。食堂前面有一个花坛，花坛紧挨着教学楼，比二楼的教室只矮一点点。我曾见过几个调皮的男生懒得走楼梯，趁老师不注意，直接从教室走廊上往下跳到花坛里，再去食堂，可以跑到最前面，不用排队。
我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和勇气，头也不回，冲出教室，学着那些调皮男生的样子，站在走廊的水泥栏杆上，朝着花坛跳下去——现在想想，那一跳真是太大胆了，稍有不慎，跳偏了或者落地不稳，就会滚落在水泥台阶上，不摔死也会摔伤，说不定还会落下终身残疾。
我很幸运，栽在花坛里，打了一个滚，把一丛菊花砸得东倒西歪。我得意地爬起来，朝站在走廊上的同学们笑笑。一个要好的同学把书包扔给我。
到家时，我早已饥肠辘辘。母亲炒了一碗米饭，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她坐在我面前，摸摸我的额头，柔声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没哪里不舒服啊。”
母亲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不停地数落我，内容无非就是要我认真学习。我埋头吃饭，没有理会，这样的话我几乎能背出来，末尾总是那一句：“你不想和我一样在农村种田吃苦，就好好读书！”
门外传来父亲的声音，母亲拿起手电筒，迎了出去。
父亲看到我的第一句就是：“向老师请假了没有？”
我答不上来。
“啪！”我的脸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记忆中，父亲性子温和，比母亲有耐心，很少打我们。打了我一巴掌后，他似乎还不解恨，抓起门后的扫帚朝我扑过来。父亲一边打，一边骂我不争气，小小年纪就学会逃学，长大了肯定是个没用的人。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不争气的泪水奔涌而出。我流泪，不是因为被打后的痛，而是父亲骂我的话。逃学，在我看来是一件让人深恶痛绝的事。而我，一直以来学习优秀，在学校经常被老师夸奖、被同学羡慕。这一次，仅仅因为回家，我就成了一个逃学的坏孩子，一个不能被原諒的坏孩子。
我伤心至极。
“这个家容不下我了。”15岁的我背起书包，摇摇晃晃地走出家门。
月亮真好，又圆又大，像一面明晃晃的镜子，安安静静地镶嵌在夜空中。四周静极了，偶尔有几声虫鸣，犹如优美的小夜曲。
恍惚间，我听见有人呼唤我的名字，越来越近。那是父亲和大表哥的声音。看看四周，我这才发现，我正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我不想被他们发现，所以拐进树林，蹲在一片灌木丛里。过了一会儿，父亲和大表哥骑着自行车从我的眼前走过，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
他们走远了，我才站起来，揉了揉有些发麻的腿。我打算穿过这片树林再去学校。如果去外婆家或者姑妈家，最后都会被她们交到父亲手上，再挨一顿打。除了学校，我无处可去。
我在树下穿行，月亮在树梢间穿梭。月光裁下更多的树荫，覆盖着我。很快，我走出这片小树林，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水塘边。我在水边坐了一会儿，冰盘似的月亮倒映在水里，我忘了身上的痛，伤心也不见了。我捡起一块石头，朝水中央的月亮砸过去，刹那间，满池小星星闪闪发光。
回到学校时，同学们还在上晚自习。我既不敢去教室，也不能去寝室——寝室门锁着，下课后才会打开。我也不敢在校园里晃荡，害怕碰到某个老师。我穿过白杨树林，跑到操场上，那里空无一人。操场和学农基地之间有一道又宽又深的沟，我跳下去，坐在沟里，静静地等着下课后跟着同学们一起进寝室。
我一进寝室，同学们纷纷拥上来问我去哪里了。原来，父亲来学校找过我。然后老师来了，站在门外大声问我回寝室没有。我出来回答了他。他说：“你父亲在等着我回电话。”
第二天早上，我去教室上早自习。我看见在教室门口站着一个人，披了一身细细密密的小水珠，头发蓬乱，眼窝深陷，穿着一件破了袖子的外衣，一双旧解放鞋上沾满了湿润的黄土。
这是我的父亲。他把一罐头瓶腌菜递给我。他的手很凉，皮肤粗糙得仿佛腐朽干枯的老树皮。我的心好像被什么扯了一下。
他在我的面前站了不到一分钟，临走时，我看见他的嘴唇嚅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
我低下头，一大串眼泪摔碎在我的脚背上，就像那一夜的水塘里，被我砸碎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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