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岁的时候，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我被寄养在亲戚家，整日哇哇大哭，不知是出于婴儿的本能，还是感慨自己寄人篱下的命运。
2岁的时候，我学会了走路，跌倒在地板的海绵垫上，误以为大地的触感是柔软的。
3岁的时候，我在小卖部声音脆亮地说出了“我要买酱油”，广受邻里称赞。
4岁的时候，我上幼儿园了，一个小男孩偷偷亲了我的脸。不久后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跟我不同，他们尿尿时是站着的。
5岁的时候，我学会了骑儿童自行车，水泥地把我在车座上哼的童谣抖成一串可笑的颤音，我不慎摔下车，顿悟水泥地比我的骨头还硬。
6岁的时候，我看了《小王子》，幻想在天空的飞机之上会有一个星球，每天有43次日落。
7岁的时候，我上一年级了，纠结于bpmf这些声母的读法，知道了红领巾的味道是咸的。
8岁的时候，我偷偷拿了零花钱，给全班同学买了“大大”泡泡糖，回家后被父母男女混合双打。
9岁的时候，我养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只宠物—小鸭子贝贝，购于学校外面的小摊，后来贝贝死于吃撑。
10岁的时候，我参加市里小学生数学奥赛，做对了最后一道“牛吃草”的试题，侥幸获得一等奖。
11岁的时候，我读完了四册《中国少年百科全书》，其中红卷讲到卡夫卡和萨特，以及特吕弗的《四百击》。印象中，没有任何一本冠以“少年儿童启蒙”的书能覆盖这些内容。
12岁的时候，我小学毕业，从此以后六一儿童节这天不再放假。
13岁的时候，我的作文被当成范文，在初中的所有班级朗诵。我深情地写道：“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彷徨。”其实这句话偷学自卡夫卡。
14岁的时候，我知道了某个颇受老师宠爱的同学的家长，每月1号都给校领导送礼，我的世界观开始“发炎”，心里有了阴影。
15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个暗恋的男同学，为此购买了“QQ千里眼”服务，他的号一上线我就会收到通知。两周后，听说该男同学的QQ号被盗了，头像从此变灰。一个月之后我们都初中毕业了，再也没见过。我由此知道了“暗恋”和“失恋”这两者是可以同时发生的。
16歲的时候，我成为班里的学习委员，在全班早读课背诵文言文的大潮中，手捧王小波的文集，高举白话文的大旗。
17岁的时候，我用一瓶菠萝啤，和即将转学出国的好朋友在课桌上声泪俱下地庆祝了我俩背诵《岳阳楼记》一周年纪念日。
18岁的时候，我要高考了，那是2011年。考前为了放松心情，我重温了《草样年华》三部曲，在《三年高考五年模拟》的扉页上写下：“未来，仿佛就是上床睡觉，一觉醒来，未来就来了。”
二
高三那一觉我睡得浑浑噩噩。
那时候，还是人人网和QQ空间互相争宠的年代，它们像两个小媳妇一样被框在诺基亚和索尼爱立信最大不足4英寸的手机屏幕里，接受人民群众的集体检阅，最常收到的是“踩一踩，不要跑堂哦”这样的朴实撩拨。我毫无愧疚地将我本该用来做题的一半时间花在了这两者上，以至于到了今天，我都能毫不费力地总结出当年人人网和QQ空间“爆款文”的写作套路：生活常识化妆术，十二星座小秘密；不看后悔成功传，论文大全雅思经；恋爱金句传送门，男默女泪感人文；读到哪句心痛了，不顶不是中国人！
我后桌的男生常年戴一副黑框眼镜，颜值由50%高晓松和50%付笛声共同构成，眼镜框框不住他笑起来比天空还要宽广的脸。可这样一个长相粗犷的男子，课间最大的爱好竟然是在桌兜里一边捧着手机，一边眉头紧锁地看《甄嬛传》的小说，并陶醉在女主角缱绻悱恻的宫廷爱情故事里。我后桌的女生皮肤比荔枝肉还嫩，说话声音细得像蚊子，终日沉迷于被称为“百度罗浮宫”的李毅（帝）吧，学会了许多我闻所未闻的梗，如今我还能复述出来的有—“他依然向往着长岛的雪，依然向往着潘帕斯的风吟鸟唱。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长岛是没有雪的。”在雄性激素满溢的帝吧，这个梗充满了小布尔乔亚的文艺气息，至今仍是吧内第一奇文。
实际上，在我当时所待的全省最好的文科实验班里，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人。比如和我同桌的男生，那时是伍迪·艾伦的铁粉，他把每个月为数不多的零花钱都花在了购买各类高清电影蓝光碟上。作为一个文艺男青年，他的考场作文从未高于50分，内心的剧作家之魂由此被扼杀。与此同时他坚定不移地信奉着“高中不早恋，以后没命金婚”的至理名言，与隔壁班长相酷似尚雯婕的女生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早恋。每日早晨他都去隔壁班窗口给对方送小面包，丝毫不考虑体内过高的碳水化合物水平会使一个高中生昏昏欲睡这个问题。前桌学霸君，常年俯身研究一套布满皱纹的高考真题，每每解出难题，常自己小声窃笑，“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
有“奇葩”的同学，必然配有“奇葩”的老师。教语文的老徐，年届50，头发稀疏，发型大有“地方支援中央”之势，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地中海”。早年从名牌大学毕业后，他当过公务员、下过海，皆失败，后来灰溜溜跑到这所全省最好的重点高中教书。当时课上讲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老徐给我们娓娓道来王安石的一生—宋神宗年间的改革家，面对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积贫积弱处境，号称自己的新法能帮助整个大宋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实际上就是通过官府信贷等方式刺激民间经济发展，加速货币流通速度。然而由于王安石的改革思路过于超前，从上至下的施行过程中，很多官吏为了完成指标强迫农民向官府借贷，最终造成了“与民争利”的结果，国库虽充盈，然而农民的处境却更加艰难，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和官僚保守势力的反扑，变法最终失败。这一段科普完毕后，老徐抬了抬眼，讳莫如深地说：“当年我上大学本来想选经济学专业的，奈何你们的师母在中文系。”说罢微微一笑，深藏功与名。endprint
背《游褒禅山记》的时候我觉得拗口枯燥，慢慢长大，每觉生活艰难，道阻且长之时，都会想起这一段，想到王安石波折的一生，以及他在历史尘埃里坚定改革踽踽独行的步伐。
至于其他老师，也是各有特色—数学老师总是因为要多讲一道三角函数题而拖堂；英语老师每节课都要让我们温习动名词和不定式的N种用法；政治老师资历颇深，热衷从当下时事入手，带领我们在纸上进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历史老师，同时也是班主任，喜欢在课堂上夹带一些他怒斥袁腾飞的私货；地理老师每次课前都要考我们一个国家的具体经纬度，当然，他最喜欢的课外休闲活动也是通过谷歌地图，一天之内足不出户游览罗马、巴黎和伊斯坦布尔。
每逢课间操时，班级里那些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从老师拖堂的教室挪到空旷旷的操场，身体的肌理被南方城市的阳光一寸一寸焐热，风一吹过，耳边尽是《时代在召唤》的课间操旋律。在混混沌沌中，他们努力睁开眼睛又眯起眼睛，心里有一股黏黏腻腻的烦躁。
三
高三进行到一半时，我作为学习委员，由于晚自习缺席率高居全班第二，被班主任重点盯防。和我一起进入班主任“暗中观察”名单的还有坐在我周围的三名同学：甄嬛男、帝吧女以及电影男。我们四个人凑在一起，天南地北无所不聊，还时常集体翘课去看电影首映，愚人节那天还把老师的签到本偷偷藏在了教室外面阳台的花丛中，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破坏班级纪律的有生力量。有一回，甄嬛男把一串他奶奶幫他开过光的佛珠挂在他的书立上，说是可以驱魔避邪。从此我们四人违反课堂纪律前必在心中对着佛珠祈祷一番，仿佛有了一种东亚神秘气息的“加持”。
如此放荡的后果，是我后来在几大名校的自主招生中相继折戟。那一天，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当初让你做班干部，就是因为你聪明但性子野，想借此矫正你的偏差行为。现在恶果你也尝到了，回去再好好读一下庄辛和楚襄王的故事吧，‘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走出办公室时，走廊上一阵穿堂风吹得心中我发悸，内心涌进一股似有似无的忧伤，随即马上被耳机里周杰伦的歌声冲淡。
四
时间很快过去，三模以后，大家能去什么学校基本都很清楚了。以我为首的“违纪四大天王”由于成绩下降，自知冲击清华、北大无望，开始进入斗争低潮期。每天早读都像颤颤巍巍的被晨雾打湿的蜂鸟，背诵一阵再叹息一阵，试图表现出一种虽败犹荣的末路英雄气息。与此同时，班主任开始格外关照他认为有望成为高考状元的学霸君。
高考结束那天，大家重新回到原来的教室，班主任说了一番豪言壮语，最后叮嘱大家暑假去爬山、游泳、冲浪时要注意安全。同学们没有撕试卷，没有丢课本，没有一切青春片里该有的场景，每个人都平静地离开，仿佛明天还会再相见。
放榜之后，“违纪四大天王”基本上都上了国内顶尖的高校。后来，我因为个人原因辗转出国，帝吧女如愿来到雪夹霾的帝都，甄嬛男发挥最好，在复旦新闻系继续看网络小说，电影男则去了武大学会计。至于班主任格外关照的准状元君，最后竟没发挥好，报志愿时没能抵制住金钱的诱惑，拿着60万人民币奖学金去了一所港校。
“你能想象吗，下一个伍迪·艾伦在对着账本算现金流。”上一次我和电影男聊天时，他在微信里朝我抱怨。我淡淡回道：“《草样年华》不会再出第四部，伍迪·艾伦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同样，我也不可能是经济学圈的卡尔维诺。我们都应该接受自己的人生其实并不是那么有趣的设定了。”
五
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在电脑桌前写下这些文字的我，想起高考那年的事，只觉得是幻影一场，如梦似露。我的“草样年华简略编年史”也暂停在了18岁，之后的人生衍生出了太多支线剧情，已经无法用一句话抒发概括，有时甚至会陷入一种自我刻奇，觉得那段几乎三点一线、没有选择的日子，才是最简单、最快乐的。
而那些高考之后有了更多选择的人生，那些摆在你我面前无数的可能性，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彷徨”。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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