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了友

　　施特略夫注定不是主角。

　　在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思特里克兰德是绝对的主角—超凡脱俗的绘画大师，“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而施特略夫不过是一个有着泛滥的好心肠，却天分平庸、其貌不扬，最终还丢了自己老婆的配角。“一个可怜的衬托者。”我初中第一次翻阅这本书的时候，略过了有关施特略夫的大段内容，把思特里克兰德奉为人生目标。

　　从小到大，我就不关心配角。阅读、观影，进入虚构世界的几个小时，为的是逃脱现实的不确定，打一针强心剂。

　　小学上语文课，读到贝多芬创作《月光曲》的故事时，我就认定自己未来也会偶遇灵感，留下不朽名作。我也曾自恋地觉得自己就是《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班内特，即便家世不显赫，也能凭智慧和优雅吸引达西。我读《月亮和六便士》时，更是笃定地认为“月亮”就挂在自己头上。

　　形形色色的主角，不变的是光环和独特。我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上天多少关照了这份自信。

　　从小学开始，我走得还算顺风顺水。成绩不错，比同龄人多几分文采，在台前也能侃几句，袖子上的“三道杠”则显示我在“官场”也有所作为。当我站在国旗下演讲，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时，我感到自己确实是焦点。

　　到了中学，凭借写作斩获许多奖项后，我渐渐觉得，自己不仅受人关注，而且与众不同。在梦中，我像思特里克兰德一样，在塔希提岛肆意作画。几十年后，拿到我的画的人都发了大财，人们热议着我百年难遇的天赋。

　　但有时，我也会想起愚蠢的施特略夫。当他标志性的乐呵呵的表情出现在身边人的脸上时，总能激起我无端的鄙视。我想，那是我对甘为配角这种行为的蔑视，但我从来不敢深究这种情绪的由来。我不敢去想配角的快乐，因为那在我“主角最大”的世界观里是不合理的。

　　在虚荣、自信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发现自己染上了“主角病”，热衷于与他人比较。暑假参加文学夏令营，我从小城市去了北京。和营员们相遇之后，我怯怯地掏出自己匆忙装订的作文集，却不小心被别人出版的精装书的封面晃了眼。偷偷上网查他们的作品，一个个又好读又精妙。老师们的夸赞，也很少落在我的头上。

　　这种感觉，就像你在自家挖到一颗珠子，骄傲得不行，带到城里鉴宝，人家冷冰冰地跟你说：“我见得多了，你的这颗挺普通的，算不上上乘，更称不上是夜明珠。”

　　北京之行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回家之后，我做了一个噩梦，梦里有一个脸颊通红的矮胖子，拉着我看他庸俗的画。他的画就像印在巧克力糖盒子上的照片，引人发笑。我看得不耐烦，挣扎着醒来，就想起那个被我忽略的冤家施特略夫。梦里的人不就是他吗？上帝没给我们过人的才华，却给了我们识才的慧眼，让我们最终戳穿自己的平庸，却还得在艺术的殿堂里，仰望穹顶上美妙的壁画。

　　彼时我没意识到，其实什么也没变，变的只是我的想法。我自认从“主角”的身份跌落，沦为一介小“配角”。

　　这个年代最流行的是“丧”文化，而那时我不用看马男波杰克、悲伤蛙和鲍比·希尔就已经“丧”得不行。人生的舞台这么大，我却只能在场边举着背景板。

　　那个噩梦引我再一次翻开《月亮和六便士》。我下意识地去找施特略夫的下场—挺惨，但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很多地方和我想的不一样。比如在离开巴黎去阿姆斯特丹之时，他说：“艺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他根本不像我这样“丧”，而是保持着自己的天真快樂，在艺术之路上坚定地走着。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没有思特里克兰德的才能，还是没有施特略夫的心态？

　　直到我再次来到北京，上了大学，我才发现自感平庸是一种常态。优秀的人太多了，如果对“主角”太执着，那每天都能给自己找出理由自怨自艾。但很多时候，人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所有人在一个平台上竞技，非得拼出个高下。不同的人生，更像一个个独立的直播间，容我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发挥。就像施特略夫，别人“吐槽”他的画，他却很自得地觉得他的画能给居住在寒冷地区的人带来温暖与幸福。

　　后来，我又读了许多遍《月亮和六便士》，施特略夫开朗的红脸在我的脑海里总挥之不去。我终于醒悟，既然看不清命运的走向，更说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身怀绝技，那么与其争着做“主角”，还不如继续做好手头的事，坚持自己的为人准则。多么机智而澄澈的人啊！那些讽刺他是配角的人，被“主角病”束缚了一辈子，而他自己 可能从未有过这样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