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涵彧

　　看梁实秋的《雅舍谈吃》，里头有六必居的酱菜、正阳楼香飘万里的烤羊肉，还有某某学者家中祖传的秘制狮子头——又香又糯，衬了嫩绿的葱花。又看汪曾祺的《食事》，更加亲民些，少见什么斋什么阁的，多是些昆明街边的小茶馆。但我总是很好奇：他们的早餐吃什么？

　　我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爸妈起床晚了，边趿着拖鞋在卫生间和卧室间奔走，边冒着一腮帮的泡沫咕咕哝哝地说：“今天没空做早饭了，喏，10块钱，自己出去吃吧！”我拼命掩饰喜色，只等他们重重关门前的最后一句“记得带钥匙”。这种隐秘的快乐是不能给大人看见的，他们一看到你的笑容，仿佛就看到一整个藏着小心思的大阴谋，接着便毫无理由地残忍地剥夺它。他们自己鲜有纯粹而无逻辑的快乐，也一并不信孩子有，这是什么道理？

　　礼拜天的早晨，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楼下，每一棵树都绿得闪闪发光，每一粒尘埃都在舞蹈，叶子在空中的弧度像是真的要飞起来。我站在一处树荫下，抬头看在树影间变幻的阳光，心里涌起一波又一波的情绪。到现在，我才在赫伯特笔下的托斯卡纳那里找到答案，他说：阳光下没有死亡，也没有终点。

　　小时候的快乐是我心里唯一配得上“物美价廉”这个词的东西，那么轻而易举，却比成为大人后的任何一次快乐都纯粹、热烈。一个太阳不期而至的阴天、自5岁那年就消失却再度出现的玻璃球、卫生评分为C的小店里热腾腾的早饭，都写着大大的“快乐”二字，还加了下划线。现在我依然很年轻，甚至是同龄人中趋向幼稚的一类，却忽然觉得快乐变得奢侈了，像南方的雪，想看一场，要心心念念好多天，且许多时候仍是一场虚妄。

　　我爱跑到外头吃早餐，却又不爱走远，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光顾小区门口的小店。那是我眼中的“家族企业”：一对双胞胎姐妹负责煮汤粉;瘦得像根芦苇秆的妹夫炒粉;姐夫不上班的时候常来擦桌子收盘子——圆柱一样的身体在桌子间灵活地走动着。过年的时候，一家人会包一辆小金杯车，带80岁的母亲出去玩。

　　以上，当然不可能是老板娘边用漏勺晃晃悠悠烫着粉，边絮絮叨叨同一个10岁的小女孩扯的家常。这是去早餐店最奇妙的感受之一，每一碗粉都像一块拼图碎片，经年累月，不需要语言，只要一个眼神，就完完整整地把另一个人的生活拼凑完全，呈现在面前。我同她們的交流仅限于“来一碗……老板，付钱”，却暗暗触摸着另一个家庭、另一种生活的脉络。譬如，常去的矮个儿阿姨的小店，以前会开到午夜，最近却常提前打烊，因为要去接儿子下晚自习;还有校门口的抄手店，里头的阿姨总叫我给她初二的女儿讲讲学习方法，而且她一定会免了我吃年糕的钱。

　　我还喜欢到熟悉的早餐店时，老板提前帮喊出的“多香菜，不要虾米，少辣，对吧”;也喜欢家有高三生的阿姨的低声关照“先帮那个高二的小姑娘上粉，人家功课很紧张的”;有时也爱去新开张的早餐店，桌子清爽得可以摊开写作业，老板娘总是含着初来乍到的羞涩，迟疑道：“味道还好吗？”

　　身为一个味觉迟钝者，我对早餐口感的要求向来低得离谱，只是贪恋那个过程而已。在礼拜天明媚异常的阳光下，大步地向外面的世界走，近乎新奇地探索他人的生活，拼凑上一块新的图像。在一阵默契后，胃被缓慢而坚定地占领，于是满足地回家，等待着全新美好的一天的画幅，在眼前徐徐展开。

　　如今，偏僻的小区逐渐热闹起来，附近开了一家全国连锁的早餐店。我也去了一次，取号，排队，点餐，付钱，吃完。柜台后的收银员就是收银员——不是为小孩忙得焦头烂额的妈妈，也不是奉养着耄耋老母的女儿。她们兢兢业业，从不闲聊，即使非要说话时，也是轻声细语、点到为止。洗碗、擦桌子的大妈往往动作麻利、隐于后厨，嘴巴像是缝了线。煮粉的阿姨们在厚厚的玻璃窗后，戴白色口罩，麻利而专注地将一碗碗粉、面递出，始终敛眉垂眼。她们明明很有效率，分工明确，我却不甚习惯。于是，第一次变成了最后一次，我的脚步再也不曾在那里停驻。

　　大抵还没有跟上这个时代高速发展的步伐，不适应井然有序的程序，我慢一步，踯躅在烟火气萦绕的小径上。这里有些泥泞，却也有着可爱的热闹。

　　在清晨，我依旧去熟悉的那几家早餐店，头顶是阳光，捧在手中的除了晃动的钥匙，还有满心的欢喜。（指导老师：吴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