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安德烈和我曾经在一家菜价昂贵的餐厅用餐。不知道什么原因，服务生一直出错，先是让我们久等，后来好不容易上菜了，上的菜却不是我们点的菜，而且服务态度恶劣。忍耐了一阵子以后，我对他“正色”说：“您——可以留意一点吗？”

　　服务生满脸愠色地走开。安德烈说：“妈，你知道马克·吐温是怎么说的吗？”

　　我对全身都是黑色幽默的安德烈高度戒备，没好气地问：“怎么说？”

　　“他说，”安德烈慢条斯理地说，“评断一个人的品格，不要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要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这很可能是安德烈当场编来教训我的，却让我哑口无言。

　　另外一次，我和老二菲利普去了巴黎，地铁售票员粗鲁得不得了，我气极了，但是又故作镇定，不骂那个售票员，而骂那座城市，说：“你看，这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家，果然又烂又慢。”

　　这时菲利普转过来对我说：“妈，你为什么不这样想，低收入的她一定住在离市区很远的郊区，来这个地铁站上班可能要转很多次车，今天下大雨，她可能天还黑着就出门了。她的烦恼一定很多，可能连房租都付不起。”

　　两次，都是十几岁的人给我上“道德课”。

　　幼年的马克·吐温也上过这样的课。

　　成长于美国南方的马克·吐温（1835——1910）家里有很多黑奴。在自传里，他曾经像账房记账一样写下黑奴的价格，一个15岁女孩的年租是12美元，一个25岁的女性的年租是25美元，一个体格强壮的男子年租是75美元到100美元。

　　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叫三迪的小男孩，辗转千里被卖到了他家。小马克·吐温发现这个小黑奴吵死人了，无时无刻不在喧哗，他一整天都在唱歌、吹口哨、喊叫、狂吼、大笑……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跑到母亲那里指手画脚地告状：“妈妈，三迪已经唱了整整一个小时，一秒钟都没停过，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可不可以叫他闭嘴？”

　　他发现母亲的眼里竟然涌出泪水，她嘴唇颤抖，对他说了一番话：“那个可怜的孩子在唱歌，就表示他没想他妈妈。他要是安静下来，我反倒要担心他会想家，那就太叫人心痛了。孩子，你想想，他这一辈子是不会再见到他妈妈了，所以，只要他唱歌，我们就只能感恩，绝对不可以叫他不唱。”

　　一次小小的教诲，让马克·吐温永生难忘。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时，26岁的他加入了南方的邦联军，但是参战两个星期杀了一个人之后，他就弃械离开了战场，再不回头。

　　（本文节选自龙应台在香港浸会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