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锅

　　现在近视如此普遍，大家也不太当一回事儿，不过近视对于我来说，曾经是一个大麻烦。

　　很小的时候我就看不清黑板了。小学三年级我被抽调出来考试，坐在教室后排，题目就写在黑板上，我鼓起勇气要求坐到第一排。等到我妈发现问题并带我去检查的时候，近视已经到了500度，视力只有0.1。

　　当时县城里的孩子还不知道近视为何物，我就戴上了瓶底一样的眼镜，眼镜框的样式也没得挑，是黑色的四方形。我的眼睛本来挺好看，又大又黑，人人都夸，但现在被挡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看不到了。

　　对于近视这件事，我自己是懵懂的，不能接受的是我妈，她的反应比我激烈多了。她开始反思原因，首先是我爱看电视。她像祥林嫂那样一遍遍地给别人描述我看《霍元甲》时如何入迷：坐在小板凳上，一会儿往前挪一点，一会儿再往前挪一点。从此以后她再不肯让我看电视了。

　　然后是小人书。我有一个视若珍宝的绿漆木头箱子，里面全是我妈买给我的小人书，有成套的四大名著，有《隋唐演义》《聊斋志异》，还有一些流行的励志故事。我妈认为我的近视和整天趴着看小人书有关，特别后悔，愤愤地说过好几次要把它们烧了。从那以后，我就看不到我的绿箱子了。

　　我妈一度因为我近视这件事变得很神经质。因为周围没有小朋友近视，一个都没有，连我们认识的大人都没有这么可怕的度数。我妈觉得我会失明，电影里的盲女都有一双特别好看的眼睛。有一天早晨起床，她高兴地说：“我昨晚梦见了一种草药，能够治你的近视，那个药材长得又白又长。”然后，她就真的去药店找这种梦中的草药了。还真有这种药，问清楚反正没什么坏处，她就提了一大袋子回来，虔诚地给我熬药喝。

　　因为医生说近视要多看绿色，她给我买了一盆绿色的盆景放在书桌上。医生说红色对眼睛不好，所以我不能穿红衣服、不能包带红颜色的书皮。

　　她还学习了一套据说能够治疗近视的按摩操，每天给我做两遍。因为大部分穴位都在头上，为了方便，她一剪子剪掉了我的长发。她的手劲儿特别大，我被揉搓得直掉眼泪，她就一边做一边训我。她把做操看得非常神圣，一天都不肯耽误，连出差都要带着我。

　　五年级时，我的近视到了700度，我妈决定让我休学一年。那一年是很特别的记忆。一个集体中的小孩忽然被摘了出来，被迫独自面对时间。很多抽象的概念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的，比如“孤独”“恐惧”等。

　　坐在妈妈或者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去医院查视力，是最令我恐惧的事。视力表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那些东倒西歪的“E”是我的噩梦，看不清就是对不起妈妈。自行车快速地行驶着，天上的云都压到我的肩膀上来了，塞满了肺，让人窒息。

　　我妈还带我到北京看医生，去了协和医院，排了很久的队，我又累又怕，下午要下班的时候才轮到我。我坐在视力表前的凳子上崩溃地哭了起来，因为连最大的那个字母也看不到了，近视度数升到了900。我去挑眼镜框，高兴地发现北京医院里的眼镜框竟然是五颜六色的。我有了一副红色镜框的眼镜。

　　从北京回来，我觉得妈妈从心里放弃了拯救我的视力。我重新上了学，看书时间长了她也不再训斥我，有时候偷偷跑去朋友家看电视剧，她也像不知道一样。可是随着长大，越来越爱美，我也继承和发扬了我妈的神经质，把近视继续搞成一件严肃的事。

　　我不怎么敢和异性说话，即使说话也不看对方的眼睛。《围城》里提过一句：男人不和戴眼镜的女人调情。我想我一定不可能找到爱人，会孤独终老。有一天我在大学宿舍上铺看书，忽然一眼瞥到了放在下面桌子上的高度数眼镜。我被它一圈圈的瓶底螺纹吓了一跳，那真是最丑陋、最可怕的东西，我生命里的一切痛苦都可以归咎于它。

　　作为一个特别强调秩序感的人，有一个具体的痛苦根源会使生活井井有条。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根源很快被挖掉了。大四的时候，世界上忽然出现了一种小时候想也想不到的“近视手术”，虽说当时技术还不成熟，但我还是坚持去做了，手术很成功，我马上摘掉了眼镜。

　　隔了几年往回看，很奇怪近视这么一件平常的事，竟然给我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也很奇怪那么大的痛苦，说不见就不见了。

　　而在近视手术后，最尴尬的情景出现了：痛苦的“根源”没有了，然而生活并没有忽地一下好起来。其他的痛苦迅速地代替了近视的痛苦，我又在开始寻找新的“根源”了。

　　什么是病呢？病未必局限于人吃五谷杂粮一定要生的那些病。病是把指甲盖一般大的痛苦变成弥漫整个宇宙的痛苦的能力，是失去了一個痛苦，还可以再滋生无数痛苦来补充的能力。

　　病还是一种心理，得到某物的时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失去的时候却觉得匪夷所思、天道无常。有这种能力和心理的人，如果不愿意改变，那人生就永远处在一种以虐为乐的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