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瑫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发表《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缺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发表后的两年多里，他先后收到了将近1万封信件。

　　后来，他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了4年的本科学业。

　　曾经是“不可救药”的文学青年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都与网游有关。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他因此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亮红灯也无所谓。

　　突然醒悟后的纵身一跃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他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彻底磨平。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每天3小时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订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

　　从“三本”到北大的完美逆袭

　　孙宇晨执行五项要求的初始阶段，成效并不明显。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在他看来，到了高三的冲刺期，方法已经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态度和坚持。

　　渐渐地，他的成绩逼近了600分，但增长势头也就此放缓。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在广东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绩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无法考上重点大学。

　　而就在此时，他获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试资格，当时距高考仅有6个月。

　　老师和父母都劝他不要去上海参加复试，但孙宇晨觉得自己的“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便抛下所有顾虑，前往上海参加复试。

　　事实证明，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顺利拿到一等奖，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给予了他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的资格，可在高考录取时于分数线下20分录取。这意味着，若想考入北大，他还需要在剩下的5个月内将成绩再提高50分。

　　此后令他感到神奇的是，他此前最头疼的英语，从参加完“新概念”后的第一次考试起，就彻底冲破了瓶颈—此前他的英语成绩从未上过100分，而自那次考试起，就从未下过110分。其他科目的成绩，也都在稳步提升。

　　他后来如此解释这种“完完全全的飞跃”：每个人的潜能其实往往是被过低的自我预期所压抑的，而过低的自我预期则源于外在制度的压迫。

　　在他前进的脚步中，高考如期而至。他最终考出语文115分、数学132分、英语130分、综合146分、历史127分，总分650分的出色成绩，成功完成了从“三本”向北大的冲刺。

　　在北大相对更加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他如鱼得水。他先习中文，后学历史，成绩稳居历史系第一。他担任北大西学社社长，曾代表北大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获得“十佳演讲选手”称号。

　　在那篇引来近万封回信的《一道论证题》的结尾，他如此写道：“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最后，我仅仅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