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浩

　　1890年7月27日，凡·高在麦田深处开枪自杀，两天后在弟弟提奥和加歇医生的守护下停止呼吸。6个月后，提奥——凡·高这一生最大的支持者与崇拜者也追随兄长而去。再次翻看一下那些著名的画作，聊一聊那些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

　　两把椅子

　　这是两把椅子，每一把都绝对地支配着属于它自己的画面，诉说着它想要说的事情。它们都被定位成一个恰好的朝向角度，大小近乎占据整张画布，好像在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口吻，对每一个看见它们的人说：“过来，坐下。”

　　这两把椅子是凡·高对于他和高更之间五味杂陈的友谊的陈述。

　　凡·高自己的椅子略显简单，上面摆着他最喜欢的烟斗。而高更的椅子有扶手，似乎更舒适一些，坐在这把椅子上的高更，总是为他们的每一次交谈发表结论性高见，或者对无法避免的争论行使终结权——他似乎更擅长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

　　当高更决定离开阿尔小镇，两位艺术家友谊的破灭已成必然，这也使得凡·高的“南方艺术家联盟”的梦想化成一片废墟。

　　凡·高失去了高更，便也失去了整体的生命观。所以，我们看这两把椅子，相距不远却彼此背对背，在这两幅画里，凡·高不仅是以构图，特别是以色彩的极性表达了某种不可调和，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吃土豆的德格鲁特一家

　　在巴黎，凡·高给他姐姐写信：“我以为我在纽恩南画的吃土豆的那一家人是我最好的画。”

　　写信时，已是作品完成两年后了，但凡·高依旧认为《吃马铃薯的人》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还是他唯一希望向公众展示的作品，他甚至催促提奥把画尽早拿给经纪人。

　　纽恩南的德格鲁特一家是农民，这个五口之家几乎是凡·高在纽恩南时期每晚必去的地方。土豆是德格鲁特一家的主食，他们白天种土豆、挖土豆，晚上煮土豆、吃土豆，这是他们的生活。凡·高和他们做朋友的方式，就是画他们与“土豆”有关的生活。他很想画一幅他们全家人吃土豆的画，为此，他大约画了上百幅人物肖像，把附近的农民也都画了一遍。

　　在房租到期的前一天，也是凡·高决定离开纽恩南的前一天，他终于画完了《吃马铃薯的人》——17岁的小女儿端来土豆，母亲在倒咖啡，哥哥端着咖啡杯，父亲和姐姐手里拿着叉子准备吃土豆……昏暗的灯光映衬着被烟火熏黑的屋子，也照射出辛苦劳作者粗大变形的手。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神情。

　　第一次，凡·高觉得他已经弄懂了调色板。

　　不一样的向日葵

　　凡·高第一次画向日葵，因为他想要为他的调色板来一次“新实验”。他不会知道“向日葵”在未来将成为他的个人象征，而且是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的个人象征。这两幅早期作品，他赋予了向日葵一种热烈的黄色，并用了普鲁士蓝做背景——这并没有给后来的临摹者带来任何不搭调的感受。

　　彼时的巴黎，聚集着一大群文艺青年，有的能吃饱，有的还时不时地挨饿，他们有的后来成了人类现代艺术史的开创人，直到今天还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凡·高结识了其中的一些文艺青年，包括高更、塞尚、劳特雷克等，他们在一起“八卦”、发牢骚，但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色彩中的空气、空气中的色彩，等等。人们把包括凡·高在内的小群体叫作“印象派”。

　　作为凡·高个人标签的向日葵是他后来在阿尔画的，这时候他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色彩语言。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出门去找向日葵来画，那时他正在等着高更的到来。为了建设他梦想中的“南方艺术之家”，他觉得自己应该为第一个同道者（兼任老师）提供好的生活环境，所以，他计划在画室的12块壁板上画上他的向日葵。

　　400法郎卖了一幅画

　　他活着时只卖出了一幅画——《红色的葡萄园》。

　　1888年11月，他写信给提奥，描述这幅画：“我们（凡·高和高更）看到一个红葡萄园，近处看一片红色，和葡萄酒一样，远处却渐渐变成了黄色，然后是绿色的天空和太阳。雨后的大地如紫罗兰，落日照射下来，到处闪闪发光。”

　　那是1890年1月，应该说凡·高喜事连连：他最亲爱的弟弟提奥有了儿子，他终于在布鲁塞尔“二十人展”上卖掉了他的一幅画。

　　然而，7个月后，他在奥维尔附近的一片麦田里饮弹自杀。他最后的画是《麦田上的鸦群》，人们都认为画面已经预示了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