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嵘

　　我们常把“大妈入市”作为一个反向指标。大妈涌到金市抢购黄金，黄金暴跌了；大妈买入比特币，比特币崩盘了；大妈冲到股市，股灾来临了……人们习惯用“博傻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在资本市场中，投机者之所以完全不顾某样东西的真实价值，而愿意花高价购买，是因为他们预期会有一个更大的傻瓜会以更高的价格把它买走。而大妈们，往往会成为这个“击鼓传花”游戏中的最后一棒。

　　经济研究者普遍认为，大妈、菜篮族等人群的入市常常是股市的尾声。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这样的（我怀疑这个故事是杜撰的）——1929年，美国股灾发生前夕，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在街上享受擦皮鞋的服务，擦鞋童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谈论股市。老肯尼迪意识到，连擦鞋童都在谈论股票，股市一定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于是赶紧出手股票。

　　然而有一个原因很少被提及，那就是大妈的入场本身就很容易造成恐慌和挤兑。

　　都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摩根·凯利（曾准确预测了爱尔兰金融危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市场感染：从1854年到1857年的恐慌证据》，以爱尔兰裔的银行挤兑为例，用量化数据来说明“市场感染”和“羊群效应”是如何产生的。

　　纽约曼哈顿有一家叫作EISB的爱尔兰裔银行，在19世纪发生了两次大挤兑。1854年的那次挤兑，是由于另一家爱尔兰裔银行因经营不善发生问题，在谣言和恐慌中，在两周内大约有235名客户（占客户总数的39%）拥到EISB银行，把存款提走并注销了账户。而1875年的那次挤兑，则是由于传闻俄亥俄州信托公司倒闭以及一艘装有金条的邮轮沉没，EISB完全被误伤，505人（占客户总数的48%）提领存款并注销了账户。

　　凯利把当时的客户资料输入电脑，运用回归分析，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存款余额越少的人越恐慌；开户期越短的人越容易挤兑；女性比男性有更明显的挤兑倾向；劳工阶级比专业人士更没有安全感；挤兑和地缘有密切关系。

　　我们把这个结论推广到股市，当暴跌发生或者有谣言传播时，最恐慌的应该是小散户（存款余额少）、新股民（开户期短）、女性股民，以及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股盲”。

　　所以，当大量大妈股民（常常具备以上几个特征）入市后，稍有风吹草动，大妈就会选择夺路而逃。根据经济学家萨默斯等人的理论，大妈常常是不看基本面、只听小道消息的“噪音交易者”。她们在广场舞的间歇交流着各种小道消息，构成一个“信息网络”。当恐慌发生时，这些成群结队夺路狂奔的大妈虽然毫无章法可言，但构成了一股市场力量，使得其他投资者不得不跟风，从而引发市场更大的暴跌。

　　虽然大妈在广场舞的世界里长袖善舞，但当大妈来到金融市场时，我们就该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