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临近毕业，同学大部分去实习，我还在写剧本。除了上一些课程，我每天5点半吃完晚饭后都在自习室写，储备了大量的剧本，包括武侠片。今年年底要拍的《在清朝》，就是我在那时写的大纲。我知道不可能马上拍，古装武侠片需要很大的投资，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很难获得电影资本的支持。当时想写但拍不了的剧本很多，我还试着写过《蒋经国传》，当然也拍不了。

　　我上大学比较晚，23岁才上，到1996年时，我很多朋友的事业已经风生水起。那一年，中国经济突然有了加速度，我的朋友们都是从那时起步的，无论是做地产的、做广告的，还是做煤矿的。他们拉我去创业，我也在考虑毕业后是创业还是写剧本、拍电影。后来，我选择专心做电影。

　　我那时已经开始发表小说，是山西省重点培养的作家。我也在学美术，试着用视觉来呈现自己。但无论是写小说还是画画，我都不踏实，它们都不是我最喜欢的形式。比如写作，我写作的习惯保留到现在，但我觉得它只是个普通技能。很多人说：“贾樟柯，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我觉得上过高中的人就应该有这个能力，所以，对我来说，它不算一个事，我在找我要做的事。在看过《黄土地》之后，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事了，就是拍电影。它更过瘾。我上大学时就拍广告了，如果我开一家广告公司，我一定是全中国最好的广告公司老板。

　　拍电影不是为了理想，拍电影就跟喝茶抽烟一样，是日常生活。有一种人，他有创作的需要、表达的需要，那是一种生理需求。有人两三个星期不写点东西就会难受，一两年不拍电影就会难受。电影是你喜欢的表达方法，它是一个出口。很多人每半年都会得一次感冒，发了烧你就舒服了。拍电影不是人生理想，它是身体的需要，到了一个周期，你必须经历感冒发烧、身体慢慢恢复，然后又强健如初这样一个过程。

　　我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如果我规划好要写个剧本，拿起笔来往往脑子里是空白的，是茫然的。但当内心有了冲动，突然就写出来了。在这之前我是无知的，我不了解贾樟柯，我不知道这个人究竟要干吗，究竟想做什么。若问明天的我是谁，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创作帮我知道今天的我是谁。所以，我的创作不是规划式的，你问我要表达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有写作、拍摄的过程能够告诉你我是谁。创作就是一个把自己梳理清楚、了解自己的过程。

　　我对我个人也不太感兴趣，每个人都是行尸走肉，这是我看人的基本立场，没有贬义。我们在俗世里为一些具体的生活细节烦忧——中午吃什么、下午要见谁、明天谁过生日——我们沉溺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中，很少有人只活在精神性的世界里。我觉得精神性的活动不是频发的，它是奢侈的、是偶发的。情感敏感的创作者的频率会高一点，从事其他行业的就因人而异了，可能双子座频繁一点，别的星座少一点。通过写作了解自己是巨大的愉悦，它是上帝的赐予，就像我们看一场电影或者看一场展览一样，能给自己愉悦。

　　拍电影是一个体力活儿，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就是这种愉悦支撑着我们走下去。观众也一样，电影消费很频繁，有的人一个月看两次电影，有的人每星期必须看电影，看电影也是一个愉悦的过程。我们因世界上有这些愉悦的事情而活着，不是因为沉重而活着。当书写那些困境和困难的时候我是愉悦的，当观众面对银幕世界里那些困境和困难的时候也是愉悦的。如果不愉悦，我不会干这些事情。

　　我从来不转型，转什么型啊？我只是干自己喜欢的事。转型的前提是有一个规划，我的生活跟事业从来没有规划，只是顺其自然。今天想拍这个就拍这个，明天想拍那个就拍那个。就好像爱情，你能规划吗？说明天要有个爱情，你能有吗？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期而遇的，创作也是，没有规划就谈不上转型。比如电影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不喜欢了，有可能双子座情感波动太大，很可能什么时候我就做别的工作去了。虽然到46岁时我还喜欢电影，但哪一天不做电影了，我也不觉得会有任何问题，不会有内疚感，也不觉得枉费我前半生的努力。

　　我不会考虑我的作品将要面对谁，它面对我就行了，面对谁是作品本身的缘分，有1万个人看跟100万个人看，对我来说都是抽象的。你说《山河故人》有95万人看，我只认识我的亲朋好友，别人对我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我考虑的是我身边的人。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他们是跟我有关联的，我要跟他们相处，我要留时间给他们，我要考虑他们的感受。朋友约我吃饭我不能不去，因为他会不高兴；朋友的父亲过寿我要去，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友谊，他是跟我相关联的人。我不会去想那么庞大的群体，95万人，我顶多认识2000个人，其他人跟我的个人生活没有一点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