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看到一组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的照片，名字叫《改变艾滋病的那张脸》。这组照片由当时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的特蕾泽·弗拉尔所摄，照片上那位患有艾滋病、名叫戴维·科比的青年睡在床上，他的家人围在他的身边。戴维在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后自我放逐，离开家庭，但在病情恶化后重新与父母联系，并问他们自己能否回家。他说：“我想死在家人的怀抱中。”戴维最终如愿以偿。
这组照片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人们开始认识到艾滋病的可怕——除了病患陷入痛苦的深渊之外，家人亦会承受巨大的煎熬。同时，照片上的父亲拥抱着自己即将离开世界的儿子，让人感受到关怀的温暖和力量。
我当然知道拥抱是一种真挚的情感表现，也是一种莫大的宽慰，但我一向是个很拘谨的人，我从来不敢在众人面前向别人伸出拥抱的手臂，结果，导致我对外婆抱憾终生，永远痛惜与不安。
1999年8月18日，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在深圳未来时代广场举行颁奖仪式，我作为《上海电视》周刊的特派记者前去采访。临走时，我去妈妈家与外婆道别。那时，外婆的身体有些虚弱。前几日，她起夜时不慎摔了一跤，虽然没伤着骨头，但她就此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吃的也越来越少，晚上再也喝不了一点儿黄酒了。我很担心，不过，我真的从未想过外婆有朝一日会离开我们。外婆是长生不老的，现在她就快101岁了。我给外婆买了两袋麦片，对她说：“我要去外地出差几天，你要尽量多吃一点，等我回来。”外婆点了点头。她看上去精神不太好，不然，她会像以前那样关照我几句的。这时，我突然特别想拥抱她一下，但我矜持地忍住了。
外婆出生于1898年9月3日，其实，她跟我们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外婆的老家是在江苏武进湖塘乡下，那是一户贫穷的人家。外婆缠脚，也不识字，很小就帮着家里耕田、织布。她结婚后生过3个儿女，但都因病没能长大成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自己的怀里。外婆曾经跟我说起过她最小的女儿，说她聪明乖巧，早早地就帮她一起干活，可12岁那年突发高烧，几天几夜都不退，她没有钱把女儿送进城里医治，只好请村里的郎中开了几服药，但全不管用，外婆再次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外婆说：“那女孩真乖啊，到最后快走了都没有哭过一声。我那时紧紧地抱着她，想把她留住。我跟菩萨说，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孩子，孩子是我的心肝。”
坎坷的经历贯穿了外婆漫长的前半生。3个孩子都没了，最后连丈夫也没了。那时，她正值中年。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我的外公，他刚刚丧妻不久，女儿才离开襁褓。
外婆成了我妈妈的继母，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但外婆对我妈妈完全视如己出，一口一口地将我妈妈喂大。因此，对于我妈妈而言，是没有“继母”这个概念的。既然妈妈都没有，那更不消说我们了，她就是我们的亲外婆。妈妈后来到了上海，一结婚，便立刻将我外婆从乡下接到她跟前。她们母女俩是相依为命的，所以，外婆是决绝地离开，把家里的房子和田地都送了亲戚，还报上了上海户口，一辈子都不会和我妈妈分离。我和两个妹妹相继出生后，外婆一直养育着我们，她把所有的心思全放在了我们兄妹身上，而我妈妈反倒是在外忙活，少见人影。我和外婆都属狗，她比我大了整整一个甲子，我出生的时候，她刚好60岁，一个60岁的老人将我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大，紧接着又带大了我的两个妹妹。所以，我们对外婆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对妈妈的感情。她是外婆，还是母亲，那真是一种比血还要浓的亲情。外婆非常爱我，我都三四十岁了，她还常常把我唤作“心肝宝贝”。
外婆不仅带孩子，料理所有的家务事，而且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她还在外面承揽了许多活儿……外婆为我们这个家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几个孩子都想着，等我们长大了，一定要好好报答她。待我们都有了工作之后，外婆终于过上了不愁吃穿、不用劳作的生活，可那时她都已经80多岁了。
当年，外婆离开常州的时候，带走的唯一一件东西是她自己的一口棺材。外婆曾说，别的什么都可以动，但她的这口棺材动不得，百年后她是要睡棺材土葬的。后来，实行火葬了，开始时她想不通，直到毛主席公开宣布他死后也要火葬，外婆才松口道：“既然毛主席都说要火葬，那我也就火葬吧。”于是，当爸爸厂里的同事为了建造房屋向我们提出要买棺材时，我外婆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在深圳结束采访后，为了给单位省钱，没有坐飞机，而是托人帮我买了一张火车票。不料，我刚刚拿到火车票，便接到小妹妹打来的电话，说外婆好像不行了，问我什么时候能到家。由于我仍然觉得外婆不会说走就走，因此在犹豫之后，做了一个至今让我后悔不迭的选择——没有退掉火车票改乘飞机。在近30个小时里，我躺在卧铺上，根本没有合过眼，脑子里全是外婆，害怕再也见不到她了。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我才到达上海，一下火车，就急匆匆地直接赶去妈妈家。我看见大家都在哭，心里也就明白了。我非常后悔，没能在外婆临终时守在她的身边。后来，我总是想，外婆其实是希望最后能再看我一眼的。我跪在外婆的床头，很想很想拥抱她一下，可最终，我还是矜持地只用两只手掌抚摸了一下她的两颊。
外婆走了，时间是1999年8月22日晚上，时钟刚刚过了8点30分。再过12天，就是她的101岁生日；再过4个多月，就是21世纪了。
外婆大殓的时候，我们特意给她购置了一口上等的棺材。当我在棺盖上钉上一枚枚钉子时，泪珠迸溅，但我想，我们终于给了外婆一口棺材，让她得以躺在其中上路，外婆应该会觉得满足。
但我还是无法原谅自己，我知道如果我能在外婆离开时握着她的手，轻轻地拥着她，那她会走得更加无憾的。她用她的手把我带大，我怎么可以不握着她的手送她上路。亲人的关怀有着一种特别的温暖，会让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因这份温暖而减少恐惧，减轻痛苦，安下心来，平静归去。所以，我不能再有这样的遗憾了。
小妹妹和我不一样，在妈妈病后，她每次见到妈妈时，都会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这时，妈妈总是喜笑颜开。
妈妈是需要这样的拥抱的。
在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常常并排躺在她的身边，就像那张著名的照片里的父亲那样，把自己的额头与妈妈的额头贴在一起，将手臂从她的头顶绕过去，或搭在她的肩头，或用手掌抚摩她的脸庞，有时则用手指为她梳理苍白的头发。事实上，与其说我想让妈妈感受到一份温暖，不如说是我更多地得到了，以至于在妈妈离去后的那段时间内，这样的细节会不断地在眼前浮现，历历在目，虽然心里依旧凄楚冰凉，但还是有许多的温暖氤氲荡漾。
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在妈妈大殓的那天，她被殡葬工由内侧电梯从底楼推到吊唁大厅前，先在大厅外的过道里停留了一阵，我和两个妹妹迎候了她，并为她做了最后的整理。随后，妹妹们进入大厅去看里面准备的情况，就在这时，我站到妈妈的跟前，俯下身去，在她冰凉的额头上轻轻一吻。
我想，虽然我们最终都会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没有人会愿意自己在离开之时身边空无一人，就像那位戴维，他在病情恶化后回到了家中，并希望死在亲人的怀抱里。
当然，温暖的拥抱并不只是在病人离世之际，即便在平时，这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强大的治愈力量。
我动完手术后不久，读了阿多尼斯的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他在诗中为祖国叙利亚所蒙受的苦难而伤怀，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他所展现的属于生命与时间的那份苍凉令我动容。有一天，我接到陈红杰的电话，便向她说起了阿多尼斯，说起了那些美好的诗句，说起了我将开始创建心中的安宁国度。陈红杰在电话里默默地听着，我并不知道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心想为我做点什么的她，已经在心里为了我许下了一个愿望。
2012年10月，秋高气爽的一天，陈红杰再次打来了电话，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们出版社刚刚出了阿多尼斯的一本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并且阿多尼斯会从巴黎远道而来，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她拿着他的书跟他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喜欢您的作品，可他现在却躺在病榻上，不知您能否帮我达成一个愿望，为他签个名，并写上您的祝福。”阿多尼斯听完后，立即让她把我的姓名用英文写下来，他再用阿拉伯语写在书上，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很快就收到了陈红杰用快递发来的饱含友情的礼物，看到了阿多尼斯在书的扉页上所写给我的独特的题签。那是一幅象形画：一只张着有睫毛的大眼睛的海豚在水中遨游，喷出的水柱直冲云霄。我想，只有内心拥有赤诚的童真和爱的人，才会有如此动人的、丰富的想象力。
虽然我心怀感激，但我从未想过有机会当面向阿多尼斯表达我的谢意。第二年的夏季，8月里最酷热的一天，我忽然得到民生现代美术馆将举办“阿多尼斯朗读交流会”，届时阿多尼斯会亲赴上海的消息。而且，这场朗读交流会的策划者居然是我先前的同事及好友、诗人王寅先生。王寅在得知我和阿多尼斯的那段故事后，对我说：“你就当面向他致谢吧。”在王寅的热心安排下，我得以在朗读交流会开始前，单独与阿多尼斯见了面。我对他说：“我感谢您，同时也感谢诗歌，感谢生命。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已经走出了冬季，在这个夏天活着见到了您。”当阿多尼斯的诗歌和文选的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系主任薛庆国先生把我的话翻译给阿多尼斯听后，这位时年83岁的老人笑容可掬地向我张开了双臂，我们相拥在了一起，感受着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更让我惊喜的是，王寅向我提议说：“你想过一会儿在朗读交流会上朗诵一首阿多尼斯的诗歌吗？”我欣然答应，还有什么比用这样的方式向一位伟大的诗人致敬更有诗意呢？我与阿多尼斯邂逅于夏天，相拥于夏天，因此，我便选了他的一首短诗《夏天》。我在朗诵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声音有些发抖，但并不飘忽。我想，那是因为我或许对生命仍然有着些许的忧伤，但我会在阿多尼斯给予我的拥抱中，坚守自己对生命的信念和方向。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