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

　　我在填报志愿时才意识到高考是件大事。

　　那天晚上，父亲戴着眼镜，拿着志愿填报指南，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看了很久。家里很安静，我们可以听到从隔壁邻居家传来的电视里的广告声。我们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地相对而坐了。那时候父亲40多岁，这是我第一次长时间注视他戴着花镜的样子。

　　不久前，他刚刚发现自己的眼睛花了，而我已经到了参加高考的年龄。

　　因为戴着花镜，强壮的父亲露出了一丝老态。他一页一页地翻着院校报考指南，专注阅读的神情，似乎在决定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对父亲不公平，因为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了解，我知道我绝对考不上其中任何一所学校。

　　此时，父亲却这样慎重地考虑着，似乎在调动他全部的生活经验和智慧，为他的儿子谋划未来。

　　父亲摘下眼镜，望着我说：“学新闻还是学国际贸易？”我说：“班主任说了，学国际贸易将来就是去外贸局卖兔子。”父亲犹豫了一下，低头拿出一张稿纸，开始预填志愿：南开大学。接下来，从一般院校直到中专，每一所学校的名字前面都有“天津”两个字。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把我打发到天津去？”父亲说：“你爷爷过去在天津行医，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在天津有医院、有住宅，我希望你能考回去。”

　　高考可以说是我父亲的一块心病。他当年的高考成绩是整个晋中专区的第一名。就在那一年，开始强调出身，父亲因为爷爷是地主成分，没有被录取。当时他报的也是南开大学。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们的上一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接受好的教育。在山西风声呼啸的小城里生活，高考几乎是我们唯一的上升通道，是很少的几个能够让我们离开这块土地的契机之一。

　　我父亲在中学教语文。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骑自行车载着我在县城里游荡。我闭着眼睛，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仰头照着阳光。五彩的光影在眼里闪现，我却没注意到父亲心情的低落。他带我爬上秋天的城墙，穿越荒草的脚步犹如引领我进入新大陆，也像在带着我走向他尘封的私密世界。

　　这一天，父亲的心情为我开放：他曾经急躁，但从未哀伤；他曾经轻声叹息，但从未显得软弱。在我们的眼前，城墙外一条丝带般的公路延绵于子夏山中，通往黄河。一辆红色的长途汽车从东向西驶过，然后消失在群山之中。我发现父亲落泪了。那时候我太小，不懂得问他为什么，更不懂得安慰他，只是紧紧拉着他的手。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此后一直到了要参加高考的年龄，却再也不曾与父亲牵手。我们亲密，在彼此的对抗中；我们相爱，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我们牵挂，在我摔门离去的瞬间。

　　困着我们的围墙成为日后我的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无论是《站台》，还是《天注定》。进城、出城，离开这里、去到远方，是我们很多欲望中的一种。它来自本能，更来自我们对现实的不满与不安。

　　我参加高考的那年，标准化考试刚刚实行，选择题比较多。考数学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不到15分钟就答完了卷子。大部分选择题我都选择了C，因为正确答案是C的概率比较大，这是我们所有差生的共识。我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数学成绩能在10分以上。我是考场里第一个交卷的学生，我也知道我将是第一个落榜的学生。

　　高考一过，校园里就人迹稀少。无论最终考了多少分，还是要去看一看，好给家里一个交代。分数出来的那一天，我硬着头皮去了学校，看到自己的总成绩是307分，似乎离中专的录取线还有一点距离。

　　虽然之前我对高考不以为意，但这的确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失败。它用一个数字，断绝了你的希望；也用一个数字，把你留在了原来的生活之中。原来的生活不好吗？我不知道。

　　当然，对外面的世界，我抱有丰富的想象。那些我从未涉足过的地方，那是生产电视机的地方，那是举办画展的地方，那是印刷诗的地方，那是有可能让我遇到爱情的地方。

　　高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动物园”的大门。我们这些从7岁起就被困在学校里的孩子，第一次没有了上课、下课的固定作息。整条街道将属于我们，24小时饱满的时间也将属于我们。我和同学们结伴回了宿舍，搬走行李和书。同行的一些同学估分都在500分之上，他们恰同学少年，我们却灰头土脸。他们即将远走高飞，我们却注定脚踏原地。

　　我们一起走到当时县城的最高点——西门口，停下来看着远处如织的人流和交错的街道，一位同学突然感慨道：“像我们这样的都市青年……”我这个乡下人被他的话吓得把书扔了出去，脚下的土地远称不上都市，我的同学已经把自己归到另一个人群了。高考给人带来上升通道，也毫不掩饰地把人的命运分化。像我这样的小镇青年，该怎么办？我竟然开始思考这样宏大的问题，那一夜我久久难眠。

　　一觉醒来，正好是上早自习的时间，我知道，我再也不必上早自习了。我走投无路，能投奔的只有县城的街道。至此，街道成为我的归宿。

　　我去了天主教堂，找到一个初中时就辍学的同学。虽然我们同在县城，但很久没有见面。他在教堂里扫地，同时兼做电影院的清洁工。同学看到我来，先跟我传了十分钟道，然后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没有说话。他就大概知道了我的情况。

　　他突然好奇地问我：“现在可以考香港的大学吗？”他是一个录像迷，除了在教堂扫地之外，就泡在录像厅看香港电影和电视剧。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香港。我从来不知道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香港占有那样大的一个比重。

　　说到兴奋处，他把我拉进一个房间，拿起纸笔，现场画起了香港的地图：这是九龙，这里是旺角，这里是油麻地，这里是尖沙咀，看，这就是尖东。他把“油尖旺”写出来之后，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然后用普通话说：“油尖旺有我们很多兄弟！”我说：“我一出东亚银行的门，就有6把手枪对着我。”他说：“总有一个人出卖了我们。”沉默，让我们在彼此的视线中陌生了一下。

　　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去香港，几乎是按着他给我灌输的有关香港的概念在行走，我发现，他的每一个标注都准确无误。那个落榜的夏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他手中握着扫帚，心里却装着香港。那是他的远方。或许在他的信仰中，神所在的地方才称得上远方。

　　那个夏天，我第一次发现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这是我的收获。一个人犹如一本课本，我过去却从未打开过。

　　临近9月，县电视台的点歌节目开始活跃起来。每天，我都能在点歌节目里知道同学们的下落。有的同学考上了北大，就有亲朋好友为他点播《前门情思大碗茶》；有的同学考到了体育学院，就有人为他点播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手拉手》。我每天守着点播节目看，其实是在看命运的分岔口。而我自己呢？如果有可能，我想让朋友为我点一首《再向虎山行》：“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人皆惊呼，人皆赞叹，人谓满身是胆。”

　　我想：世界就在那里，我为什么不自己走过去呢？仰仗着中学时做小生意赚的一点钱，我告别父母，在城外的公路边等候。一辆由太原而来的长途汽车在我身边停下，我上了车，透过车窗望着汾阳城残留的一小段城墙，想象我的父亲站在城墙上，看他的孩子出门远行。这趟从太原开往陕北的长途车，会从柳林的军渡大桥过河。路过每一个村落、每一个集镇时，它都会停下来，安排我与不同的面孔相遇。

　　在这趟班车上，我看到了骗局。有一个“傻子”，突然打开一罐健力宝，说他中奖了。旁边不明就里的人高价买下这个健力宝罐，成交之后，“傻子”变成了聪明人，一群人瞬间离车而去。我在这趟车上也看到了一个孕妇，由家人护送赶往县城生产，我不知道新生的婴儿将来是否也会面临高考的难题，但我学会了祝福这个新生命。

　　车向西而行，集中展现给我生活的故事。人世间的欢乐与哀愁，远远比高考成绩307分的数字更重要，也比那几本教科书里呈现出来的世界更丰富，这是我们的日常，是我们必将经历的生活。如同老虎奔走于山林，它没读过书，但它有它的世界：每一棵树、每一条小溪、每一块石头，都是它的世界。就如燕子高飞天空，它没有高考成绩，但它可以从南到北，自由地俯瞰这个世界。这趟西行的汽车让我心驰神往，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宽大和人的宽厚。这是比高考更重要的事情，此刻，我在逐渐成为我。

　　在黄河边漫步，我看到一户人家在黄色的厚土上晒着红枣。我饥肠辘辘，于是装傻充愣地问大爷：“这是什么？”大爷吃惊地望着我：“孩子，这是红枣啊！”我也假装吃惊地说：“啊，这就是红枣！”大爷抓了满满两把红枣塞进我的衣兜：“凄惶的孩子，没吃过枣，你尝一尝。”我揣着这两兜红枣，继续沿黄河行走，我第一次发现枣的甜蜜其实是咸的，因为我品尝到了自己的泪水。自此以后，我不在悲伤的时候流泪，只有快乐和创作能让我眼眶湿润。

　　生活改变了我的泪腺。

　　高考落榜，其实是给了我一把钥匙。我不把高考落榜视为一次失败，而把它视为一次放虎归山。对，没有人为我唱歌。那我就唱给自己：“平生勇猛怎会轻就范，如今再上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