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妆不仅包括位于摩洛哥的军事重镇丹吉尔、印度大陆的明珠城市孟买，以及价值80万英镑的财宝，还有中国的茶具和茶叶。这是英国人最早接触到的茶。很快，这种典雅、浪漫的东方饮品风靡英国的上流社会。其实，英国人当时喝不到口感最好的新茶。茶叶从中国运到英国，至少需要8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爱好吃糖的英国贵族发明了往红茶里放牛奶和糖的喝法，日久天长，这种暴殄天物的土豪作风居然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英伦茶文化。到了18世纪中期，不仅是上流社会，就连普通的工人也已经手不释杯。英国人从早到晚都在喝茶，每天的下午茶更是必不可少，就像一首英国民谣里唱的：“当时钟敲响四下，世上一切瞬间为茶而停了。”

　　唯一令英国不爽的是，中国垄断了茶。欧洲人对如何制茶所知甚少。著名的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发明了动植物命名的双名法和生物分类系统，但即使博学多闻的林奈，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他认为绿茶和红茶来自两种不同的茶树，一种叫绿茶树，一种叫红茶树。到了17世纪，茶叶在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中就超过了丝绸和陶瓷，成为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生产的茶叶，有1/5出口到了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出现了贸易逆差。

　　后来，英国发现了一个纠正贸易失衡的办法，就是把鸦片由印度出口到中国。鸦片是由罂粟提炼而成的，生鸦片有一股刺鼻的尿碱味道，经过烧煮和发酵，就成了吸毒者吸食的熟鸦片，熟鸦片会发出一种强烈的香甜气味。清朝晚期，鸦片在中国流传甚广，一开始是王公贵族们吸食，到最后已经遍及贩夫走卒。1822年至1837年，鸦片在华的销售量增长了5倍，白银开始反向流动，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出。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引起英国的不满。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得到了巨额赔款和清朝割让的香港岛，而且强迫中国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它又开始担心，万一中国纵容国内种植鸦片，不再从英国属地印度进口，该如何是好。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尤其重视这一问题。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获得了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但这一垄断权到了1833年已经被撤销。东印度公司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能够确保其基业长青的办法，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把茶偷过来。

　　这项任务交给了一个叫罗伯特·福钱的园艺师。福钱出生在苏格兰边境的一座小镇，小时候在教会学校读过几年书，没有受过高层次的教育。但他是自中国开埠之后，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英国园艺师。从1843年到1846年，福钱在中国各地跑了3年，到处搜集植物的标本和种子。他把很多中国花卉引入了英国：荷包牡丹、蒲葵、紫藤、栀子花、芫花、金橘，等等。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举国上下都对园艺十分狂热。从民众的角度来说，这是因为工业革命破坏了田园生活，英国的中产阶级迫不及待地想在阳台和后院种点花花草草，算是寄托一种怅然若失的乡愁；对于大英帝国来说，这是一种极好的殖民地策略，通过植物的移植，比如把橡胶种到东南亚，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大英帝国找到了很多发财的机会。

　　回到英国之后，福钱在切尔西草药园做园长。切尔西草药园始建于1673年，是英国第二古老的植物园。1848年5月7日，著名的植物学家罗伊尔教授到花园里拜访福钱。他代表东印度公司，邀请福钱再次前往中国。因为东印度公司一直尝试在印度种植茶叶。1824年，阿萨姆并入印度版图，但英国人一直不知道拿这块荒凉的土地做什么才好。后来，一对茶商兄弟在阿萨姆的山岭上发现了野生茶树。当地人并不喝茶，但他们会把茶树叶子含在嘴里起镇静作用。东印度公司还在云雾缭绕、降水丰沛的喜马拉雅山区尝试种植茶树，他们用的树种来自中国，大多来自广东地区，而广东并非上等的茶叶产地。印度产的第一批茶叶被运到伦敦之后，伦敦的茶商一致觉得，这些茶看起来品相很好，但就是不像中国的茶那样，有一股清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生产出品质一流的茶，只能到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把中国的茶种、制茶技术通通偷过来。

　　福钱很快就上路了。他先到了上海，雇了一位姓王的“康白度”（葡萄牙语comprador的音译，即买办）。王是安徽人，家里就是种茶的。福钱从上海出发，经过杭州，辗转到了安徽。中国官府对茶叶生产一向管制甚严，鸦片战争之后民间的排外情绪日涨，福钱自然不能招摇过街，他穿上了一套长袍大褂，剃了头，头发上缝了一条假辫子，还学了几句含混不清的中国话，比如：“我是从长城以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王家在安徽休宁县松萝山，这里地处安徽南端，距离黄山很近，峰峦攒簇，松萝掩映，危石戛泉，幽岩密箐。松萝山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层深厚，特别适合茶树生长。福钱可能是第一个亲身造访中国茶园的外国人，他把茶叶制作的整个过程从头到尾记录了下来。有些工序让福钱倍感困惑。他注意到制茶的工人把一堆粉末状的东西掺进茶叶，有一些他认出来了，是一种叫“普鲁士蓝”的染料，还有一种东西闻起来有臭鸡蛋的味道，其实是生石膏。他问工人：“为什么要掺这些东西啊？”工人狡黠地笑着说：“为了糊弄老外啊，老外喜欢茶叶看起来很绿，越绿，他们就越愿意掏更多的钱。”

　　福钱从安徽买了大批的茶苗和茶籽，运回上海。1849年1月，福钱把第一批茶苗、茶籽发出，运往印度。他接着开始了第二趟探险，这次是到武夷山寻找红茶。英国人更喜欢红茶，因为喝红茶时能放糖，喝绿茶时不能放糖。凯瑟琳公主的嫁妆里就有几箱正山小种。福钱可能是第一个通过实地调查，弄清楚红茶和绿茶的区别的英国人。红茶和绿茶的区别，在于红茶多了一道发酵工艺。福钱在武夷山找到了一种上好的乌龙茶：大红袍。乌龙茶是一种半发酵茶，英国当时进口了大量武夷山的乌龙茶，正是因为武夷山乌龙茶的茶色较黑，英国人才将所有的红茶笼统地称为“黑茶”。

　　从武夷山回到上海，福钱收到了来自印度的坏消息。他的茶苗和茶籽几乎全军覆没。福钱寄出了上万株茶苗，还有几箱茶籽。这批货从香港出发，先是在海路上被耽误了两个月，到3月份，船才到达加尔各答，然后沿恒河逆流而上，到达阿拉哈巴德。由于当时恒河水位太低，又耽搁了一个月，到5月份，才到达喜马拉雅山区萨哈兰普尔的茶园。东印度公司打算在这里大面积种植福钱从中国运来的茶树。福钱寄出的茶苗和茶籽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还状况良好，但到了阿拉哈巴德，好奇的警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打开了运送茶苗和茶籽的箱子。等货到了萨哈兰普尔，1.3万多株茶苗只有1000株还存活，而且这1000株都布满了霉菌。这1000株茶苗被移种到喜马拉雅茶园之后，当地的负责人执意要给茶树浇水，这样又把大部分茶苗浇死了。最后只剩下80株大难不死。福钱运过来的茶籽呢？情况更糟。没有一颗发芽，全部发霉烂掉了。

　　福钱接到这样的坏消息后，真是欲哭无泪。再搜集茶苗、茶籽并不困难，但怎样才能把茶苗和茶籽不远千里地运到印度？这时，福钱想起了英国医生沃德在1830年发明的“沃德箱”。沃德箱是一种密闭的玻璃容器，植物在沃德箱里可以长时间存活。白天，植物可以利用土壤里的潮气和二氧化碳完成光合作用；晚上，植物释放出氧气，潮气在玻璃壁上凝结成水滴，流入土壤再供给植物。沃德箱中的植物虽然生长得异常缓慢，但不会枯死。福钱先用红茶茶籽做实验，他把茶籽放在种有桑树苗的土壤里，再把桑树苗装进玻璃箱，运到印度。结果非常成功，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

　　于是，福钱开始准备凯旋。他把采购来的茶苗和茶籽小心翼翼地放进沃德箱，总共达两万株。福钱还带上了制作茶叶需要的全套工具：火炉、炒锅、锅铲，以及种植茶树的各种农具。福钱准备了制茶时为了给茶添加香味而经常使用的植物：茉莉、香柠檬。最让福钱得意的是，他还雇用了8个手艺精湛的茶农，带着他们一起去了印度。按照福钱的要求，这8个茶农都来自偏僻的山区，因为福钱不信任通商口岸的中国人，觉得他们不够淳朴老实。这8个茶农还必须来自种茶世家，因为福钱知道，手艺都是世世代代的经验传承下来的。福钱想得非常周到，他还找了两个专门做茶具的巧匠。印度生产的茶叶之所以品质不佳，有一个原因就是贮存茶叶的容器太粗糙，密封性不好。

　　1851年2月，福钱带着他的茶苗、茶籽和雇工，从上海启程。同年3月15日，他们到了加尔各答。同年4月，福钱一行来到了萨哈兰普尔的茶园。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长势喜人。福钱数了一下，将近有1.3万株茶树迁居到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茶园。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印度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大吉岭等世界一流的红茶。中国在茶叶领域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盗窃。就好比有人窃取了可口可乐的配方、微软的Windows代码，或是谷歌公司的搜索算法一样，英国从中国偷走了茶。但无论是福钱，还是东印度公司，都没有觉得有丝毫的不安和愧疚。相反，他们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探险、一次胜利的攫取。凡是别人有的，他们都想要有。他们豪情万丈、理直气壮，因为，那是另一个民族的“野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