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没有同类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刺客聂隐娘》的故事，侯孝贤说，那就是“一个人，没有同类”。而他在形容自己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从小没爹没娘，是个孤家寡人。”
1947年4月8日，侯孝贤出生于广东梅县（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不久，全家迁往台湾。当时，侯家人只将这次迁徙视为客居，认为总有一天会返回故里，落叶归根，却未想到政局变迁，彼岸的故乡从此天涯永隔。后来一家人在辗转几地后，终于定居于高雄凤山，这便是侯孝贤长大的地方。
幼年的侯孝贤，父亲因为患肺病怕传染孩子，永远是手捧一卷书自顾自读着，几乎不跟孩子沟通，而母亲只能独自照料着一堆孩子，默默消化着满腹的抑郁和沮丧。虽然那时年纪小，但侯孝贤已然觉察到母亲过得不快乐，侯孝贤回忆说：“我母亲的脖子上有一条长长的疤，这是我家的禁忌，没有人在家中提起。后来，我长大后才从姐姐那里得知，母亲曾经轻生过。”因此，在侯孝贤的成长经历中，他并不是一个有着惯常安稳家庭生活的人。颠沛漂泊，还有隐隐浮动着的疾病与死亡气息，如同经久不散的阴霾，常年笼罩在这个外省移民家庭的上方。于是，亲人之间仿佛只剩下淡漠与疏离。侯孝贤记得一件童年往事：“有一次，因为父母正忙于吵架，我就主动帮母亲洗碗。洗完碗后，从来没有搂过我的母亲搂着我，那使我感到害羞。”
家中压抑的气氛，使得那时的侯孝贤习惯于沉默，从来不会主动去问，大人也不会解释给他听，但他内心是有知觉的，于是不由自主地往外跑，仿佛跑到外面才能获得救赎。慢慢地，他开始热衷于去街头厮混，打架、赌博，无所不为。后来，随着父母的相继离世，侯孝贤彻底沦为街头混混，经常偷拿父亲的遗物去典当，用换来的钱吃喝赌博，让哥哥姐姐无可奈何。
双亲离世后，唯一牵挂侯孝贤的就只有祖母了。那时老人家已经糊涂了，总是一遍遍收拾着行李，念叨着第二天就要还乡。但侯孝贤这个孙儿依然是她心头的牵挂，在饭点见不到人，必定亲自出门寻找，一遍遍呼唤爱孙的名字。彼时侯孝贤常常躲在巷子里与人赌博，假装听不见祖母的声音。接着，祖母也去世了，侯孝贤从此孑然一身。
成年后的侯孝贤一直对一件事印象深刻：炎热的夏天，他赤着脚跑到县公馆的前厅，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杧果树。通常别的小孩选择摘了杧果就迅速跑掉，而侯孝贤却坐在树上。周围非常安静，他随时侧耳细听着动静，时间仿佛就在此时被无限拉长，热烘烘的空气，蝉鸣，风吹得树枝摇动，他说：“那是个非常奇妙的时刻，我从此意识到，人在非常专注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
因此，侯孝贤虽然拍过各种各样的作品，但基调始终如一：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并且始终难以摆脱被抛弃、被流放、被隔离的命运，然后以绝对的清醒和疏离打量着时间的距离。在《刺客聂隐娘》的筹备过程中，编剧阿城也曾为聂隐娘的出场设计了这样的场面：
唐代的建筑，采光依赖屋檐与屋檐的间隙，分外明亮的檐影投在室内的地面上，与幽暗的室内反差极大。聂隐娘趁着云过日头檐隙一暗的片刻，飞身掠过檐隙，蜷伏藏身于斗拱之上……不难看出，这样的故事正是源于侯孝贤的记忆深处。他仿佛依然是那个隐匿在杧果树上的少年。
《刺客聂隐娘》的故事丝毫也不复杂。它取材自唐代裴铏的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篇，只有短短不到两千字。讲述一个女孩在10岁时被一名道姑带走，从自己的家族与熟悉的环境中被连根拔起，最终由道姑训练成一名武功绝佳的刺客。再后来，她又返回家乡，奉师父的命令，去杀掉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
按照侯孝贤与编剧朱天文合作拍片的惯例，每次筹备拍片以及拍摄期间，侯孝贤都会在朱天文的推荐下，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与资料。而为了给《刺客聂隐娘》寻觅灵感，侯孝贤除了阅读了大量的唐传奇、唐史以及各种志怪小说外，还选择了一些现代小说，其中有冰岛作家古博格·博格森的小说《天鹅之翼》、张爱玲的《雷峰塔》，甚至还有新疆女作家李娟的作品。
无一例外，在这些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成长期的女孩，或者是女主人公，又或者是作者本身。她们清冷、孤高，特别地敏感和自矜，并且与喧嚣的尘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至还带有青春期那一点独特的拧巴。“从她们的身上，这一点，那一点，就这样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聂隐娘。”朱天文说。
正因为如此，多年后当遇见聂隐娘的故事时，侯孝贤怦然心动，因为她和他一样，都是“一个人，没有同类”。
江湖侠客
朱天文如此形容她1982年第一次在明星咖啡馆见到的侯孝贤的样子：“像个皮肤黑黑的乡下小鬼。”而对于这个“乡下小鬼”更遥远的曾经，出身文学世家的娇娇女这样想象着：在台湾南部炎炎的夏日里，他穿一双木屐、一条布短裤，在大街小巷里跑来跑去，浓眉一锁，自以为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20世纪60年代，即侯孝贤的少年时代，台湾经济开始腾飞，外来的思潮也正一点点冲击着这个偏居一隅的中国南方小岛。但在凤山，时光却仿佛停滞了一般，江湖、道义、恩情依旧是这里的主流文化。在这里，侯孝贤曾经目睹过外来人寻仇的过程：一个人，静静提着一个纸盒，里面放着一把武士刀，寻到对象之后，迅速拿出刀，一插，一拔，然后人倒了下去，简练、精粹得仿佛无声电影里的分镜头。
侯孝贤也参加了角头（角落，偏僻的地方，在客家话中亦指黑帮），名叫城隍庙帮派。当时在城隍庙中，有几个由不良少年组成的帮派，侯孝贤一心要在众帮派中出人头地，因此也组了一帮，先在内部打，待大家心服口服后再跟外部打，一直打到各个村落。那时候，一伙人深夜在公园里打群架是常有的事，大家拿着自己加工的短刀对砍，用砖头砸对方的头，在一片漆黑中，金属刀具碰撞而产生的火花簌簌闪烁……场面非常刺激。
由于一次“玩得过火”而在警局留下记录的斗殴活动，使得侯孝贤注定升学无望，只好入伍服兵役，这彻底扭转了他的命运。在当兵的岁月里，侯孝贤忽然学会了审视自己，仿佛一夜间长大了，然后毅然抽刀斩断了过去，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服完兵役后，因为害怕警局重翻旧案，侯孝贤没有回到凤山，而是扛起行囊踏入了繁华的台北，从此开启了另一段人生。
很多年过去了，在为《刺客聂隐娘》选景时，侯孝贤第一次来到湖北随州。站在有着两千年历史的荆楚大地上，那些燠热的南国闲梦仿佛早已飘远。在他的背后，是竹篱茅舍；在他的眼前，是汀水汤汤。那一刻，侯孝贤觉得自己的心里非常澄净，他说：“所谓‘江湖，不就是眼前的这片山河吗？”
人生即电影
在服兵役期间，侯孝贤看了一部英国影片《十字路口》，在感慨之余，决心用10年的时间进入电影界。最开始他想当演员，为此特意在退伍后考入了台湾艺术专科学校，客串过几部电影，还出过一张专辑，他说：“后来看到别的演员、模特都是1.8米以上，长得也很好，而我相貌平平，就想着还是回到幕后去吧。”
在从事电影制作后，侯孝贤便开始了一场私人化的电影书写，他向自己的生活和视角致敬，做的东西永远在讲个人的故事，以及自己的人生感受。
众所周知，苍凉是侯孝贤电影的特征。在生活中，侯孝贤自称是“不乏热情的人”，但他的作品里始终弥漫着氤氲不散的荒凉之感，按照侯孝贤自己的分析，这种创作的根源来自他的童年：“童年的生活经历常常让我有一种想要逃离、不愿面对的冲动，这种情绪和感觉在我心中曾经像火山一样爆发过，又因为外部环境而冷却，凝固在心中。于是，成年后我每次拍电影，那份残余的凉意都会发作，变成一种不可逃脱的宿命。”侯孝贤由此感慨人生无论多么漫长，似乎都要回归到童年时代，与自己的童年记忆再相逢，并由此认为：“一个导演的电影作品就是导演本人的折射，像镜子里面的自己，绝对逃不过，想隐瞒都隐瞒不了。”
对于侯孝贤来说，《刺客聂隐娘》的通关密码“一个人，没有同类”，仍继承了他电影作品的基因——苍凉。侯孝贤说《传奇·聂隐娘》讲了一个很孤独的故事，而这种孤独打动了他。
不过，相对于年少时的暴烈和激越，从事电影后的侯孝贤则多了几分耐心，在拍摄《刺客聂隐娘》时，侯孝贤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拍出唐代的质感：“如果有一个时光机就好了，我想去唐朝看一眼，然后我就知道应该怎么拍了。”在潜心钻研了唐代的史料之后，侯孝贤已经变成了让北大教授戴锦华咋舌的唐史专家，尤其是对唐朝的藩镇割据这一段历史了如指掌。这些功课在影片的开场环节——聂隐娘被送回聂府的3场戏中便定下了规制：沐浴、更衣、焚香、出猎、抚琴诸般生活细节，像徐徐展开的卷轴一样，至此唐人之风与生活仪态全面展开。
而今，在华语电影界，侯孝贤已成为一个最为温厚、可靠又笃定的大家长符号，那个从小缺乏父爱的叛逆少年，在自己做了父亲之后，越来越像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父亲——不苟言笑，不够有趣，甚至还有可能是你青春时代拼命想要反抗的权威，但过后会发现，你所有的一切努力，都只不过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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