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高二下半学期末突然决定去学画画的。
但认真说来，这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蓄谋已久。
我的成绩并不好，从学生生涯伊始便呈直线下降趋势：一年级是年级第一，二三年级稳坐中队长宝座，五六年级成了“一道杠”，初中漂浮在班级中下游，后来进入三流高中，在全校最差的班级仍旧垫底。
父母见我直摇头，老师的说辞成功安慰了他们受伤的心灵：“这孩子聪明，只是心思不在学习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份“荣耀”并不是我独有的，几乎每个差生的父母都曾听到过。
但我想去学美术并不是因为成绩差、想另谋出路，而是觉得艺术生听起来特别洋气，且福利特别好。学校里的几个“风云人物”都是艺术生，且艺术生们从来不用出操，也不用上自修，偶尔旷课，只要对老师说一句“培训去了”，便能逃脱被记过的厄运。
我天生五音不全，又懒惰成性，美术相对要比音乐和体育门槛低，于是乎，在我的死缠烂打之下，父母同意让我学美术。
但艺术生之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走。
因为没有基础，夜以继日地上了两个月课程后，素描画得仍旧惨不忍睹，更别提色彩。上学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的我，偏在这一刻不肯服输，成了每日最早抵达、最晚离开画室的人。起初父母也是破罐子破摔，后来见我如此认真，也上了心，为我联系了省会某所有名的画室，让我去那边学画画。
所以，当我的同学在教室里埋头做题的时候，我却在几百公里外的画室里，穿着脏兮兮的风衣画石膏像。对面的老陈坐在地上，一边在画板上涂涂抹抹，一边时不时低头吸溜几根面条，直到被老师怒目而视，一脚把他踢到外边去吹风。
老陈是我的校友，也是我的室友。
起初我们并不相识，只是在学校碰过几次面，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直到在异乡的画室相逢，昂贵的学费和画具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拮据，一拍即合，便在郊区的筒子楼里合租了房子，与我们同住的大多是和我们一样的学生。
老陈名叫陈方圆，与唱《童年》的女歌手差不多同名，他觉得太女性化，于是不让我们喊他的全名，老气横秋地称自己为老陈，而我也姓陈，他便喊我小陈。
画室的老师叫老墨，是美术学院的退休教授，在业内颇有名气，都说学艺术的人多少有些怪脾气，老墨亦如是，他平时特别好说话，唯独恨学生懒散，大冬天的还硬性规定到达画室的时间，三次没有按时点卯的话，下次就别想再进画室的门。
画室在市区，我们住在城郊，公交车和地铁换乘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八点点名，我五点钟便要起床。小心翼翼地低着头，避开晾在室内的衣服和球鞋，去隔壁唤醒老陈;再躲开地上的锅碗瓢盆和画具，去公用洗手间洗漱。
天还没亮，我和老陈便要迎着阴冷的北风出门，公交车站附近多的是早餐点，星期一、三、五吃煎饼果子，二、四、六是豆浆油条，周日老墨不点名，我们可以去吃牛肉面——白胖的面条，软烂的牛肉，配上辣椒红油，汤上漂浮着翠绿的香菜。遗憾的是，老陈不吃香菜。所以，吃完面后，我们总是在互相嫌弃的目光里，呼啦啦喝完各自碗里的汤。
午餐和晚餐大多是在街边各种油腻的餐馆对付，偶尔也会为了碗里最后一块肉而大打出手。老陈虽然人高马大，抢肉这门功夫却比不过我，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着我大快朵颐，兀自痛心疾首。说来也怪，那是大排档最简单便宜的饭菜，在家挑食的我却吃得不亦乐乎，几个月里胖了将近十斤。
夜幕降临，同学们都走得所剩无几了，老陈便会在我画得出神的时候大喝一声：“回家了！”把我吓得手忙脚乱，他便笑得开心。回租住屋的路很黑，有眼神闪烁、衣衫褴褛的男人出没，我不敢一个人走，总是要拉着老陈的衣服，他一边念叨我的胆小，口中还夹杂着画室里某个漂亮师姐的名字，一边为我开路。
如今想来，那几个月枯燥乏味得很，甚至有些辛苦，每天重复走着画室与租住屋之间的两点一线，没日没夜地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可奇怪的是谁都不曾觉得辛苦，亦不曾开口抱怨。
后来我才明白，那种生活窘迫却每天笑着出门的日子叫作“穷开心”，据说很难得，十个人之中，大概只有一个能有这种品德。
很庆幸，我和老陈都有。
那时我和老陈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两人每日同出同进难免会受人诟病，但我们彼此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纵然背井离乡，我仍牵挂着某个高中同学;至于老陈，他一直暗恋着老墨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师姐。我们在某个停电的深夜里，大方地向对方分享了自己的秘密，以减轻走那段漫长的无人夜路时的恐惧。
所以，当全世界都拿我们起哄开玩笑的时候，我和老陈相视而笑，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默契。
认真说起，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虽然贫穷、苦累、寒冷，却是快乐的。
时间在兵荒马乱中一天天过去，接踵而来的是艺考，大多数同学都松了一口气，可我和老陈却不同，我们还要进行院考。我和老陈心仪的院校科系，那一年在省内只有五个名额，这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所以，当同学们已经回归学校或者奔波到更远的地方参加院考时，我和老陈还留在画室奋战。那些日子我们身边只剩下画笔和颜料，常常清晨到画室，一眨眼就到了深夜，索性在画室凑合过一夜。
临考前老墨实在看不下去，害怕我们太拼了会在画室闹出人命，强制将我们“驱逐出境”。我和老陈裹着大衣，站在冷风中面面相觑了许久，决定去逛街。
北京路人满为患，那一天也不知是什么节日，整个城市的霓虹都亮起，老陈靠着路灯突然问我：“小陈，要是现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只有一个人能上美院，你会让给我吗？或者你希望我让给你吗？”
我认真地思索，继而摇头：“我不希望你让给我，也不会让给你，我希望我们都可以考上！”
“要是我们两个只有一个机会？”
我诚实得很：“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希望自己能得到。”
谈话就此结束，我知道老陈多少是有些不开心，可我不屑于说谎。即便说了谎，他也不会相信。
回去的路上我们皆是沉默，没有像往常那般聒噪。
而偏偏就是在那个夜晚出了事。
我们租住的房子在郊区，下了公交车后要路过废弃工厂、施工工地以及一段没有路灯的泥泞小路，是这个城市的事故多发地段。往常我都是紧密地跟着老陈，可那天我们心里都憋着气，谁也没有与对方搭话，一前一后、一快一慢也拉开了一小段距离。
在经过满是钢筋水泥的工地时，我感觉有些不对劲，还没等我叫住老陈，已经有人捂住了我的嘴，有刀子抵在了我的腰间，熏天的酒气与粗糙的手掌让我无法喘息。我不知道他有何企图，为钱还是害命，我只是奋力地挣扎，直到感觉刀子划破了我的衣服。但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因为有人将他从我身上扯开。
工地没有灯，只有月亮暗淡的光芒，神奇的是，当那把匕首狠狠地扎入老陈的手掌的时候，我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清楚地看见他掌心的痣。
那个夜晚是过往的路人报警救了我们，醉汉被抓走，最后被判定为酒后蓄意伤人，而老陈的右手被匕首扎穿。虽然没有像电视小说里那种再也拿不起笔的狗血情节，但接下来的几个月，老陈是别想画画了，更别说院考了。
与我半路出家不同，老陈兢兢业业地学了将近十年的美术，是我们画室最好的种子选手，可这场意外，让他彻底与这一年的考试无缘。他的母亲恨不得将我撕成两半，拒绝让我探视老陈，而我也突然放弃了艺考，在父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里回了家。
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年，这六年里发生了很多事。
我放弃了艺术，老老实实地参加高考，临时抱佛脚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我从一个艺术生变成了一个文字工作者，还是拿着笔，却再也不画画了。而老陈错过了那一年的艺考后，没有再复读，听说去了北京，而我费尽心思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直到今年过年前，在一场校友聚会中我又遇见了他。
他变了不少，高了瘦了，也帅气了，我“近乡情怯”一般地不敢靠近他，因为心里还是多少有些愧疚，他却像多年前那样，在人群中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喂，小陈，好久不见。”
我才知道，那一场意外后他不再执着于上美院，他忽然发现了自己更喜欢画漫画，于是伤好后背着父母偷偷去了北京，先是给杂志当枪手，后来自己出漫画集，现在已经成立了小有名气的动漫公司。
我问老陈：“你为什么救我，明明知道他手上有刀，为什么还要去抢？如果伤的是我，你就少了一个竞争……”
后面的话我没有说下去，因为老陈正恶狠狠地瞪着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是我的朋友，什么狗屁艺考，哪里有人命重要？！”
他的眼睛大而明亮，倒映出这整个城市的所有霓虹。
谢谢你，老陈。
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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