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那年我上高三，在一所省重点中学就读。这所学校素以高升学率和管理严格闻名，据说是“进了×中，等于一只脚踏进了本科”。

　　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记得那时的每一天有什么区别，就像我不记得一张试卷和另一张试卷有什么区别。我只记得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习题和睡不醒的早晨。课桌上的辅导书堆砌成“碉堡”，我们是疲惫的狙击手，躲在“碉堡”后面。我还记得黑板左边贴着“书山有路”，右边贴着“学海无涯”，正上方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张”和“严”中间有一面小小的国旗。后墙的黑板报似乎一年多没换过了，红粉笔勾勒出的“飞扬青春，梦想成真”八个大字，有些黯淡。“真”字缺了下边两点，大概是被某个冒失的男生蹭掉的。

　　午休时，校广播站有个点歌栏目，大多是女生祝闺蜜生日快乐的，偶尔也有男生点一曲Beyond或者Michael Jackson的歌。大家一边吃着盒饭，一边静静地听歌。这是我们难得的闲暇时光。

　　红喜是个农村娃，戴一副土得掉渣的近视眼镜，球鞋永远灰扑扑的，衣领永远油腻腻的。红喜不善言辞，没什么朋友，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书做题。其实，谁又有真的朋友呢？同学们大多来自工薪阶层或周边农村，在这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县城，高考是翻身仗，是跃龙门，是毕其功于一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我们同病相怜，又彼此戒备;我们抱团取暖，又互相提防;我们是貌合神离的战友，我们也是暗中较劲的对手。

　　红喜的学习成绩不太好，或许是底子太薄，或许是中考花光了他全部的运气。他认真听课，努力做题，熬夜背单词，日复一日地把自己埋在“碉堡”里，却始终不见起色。月考成绩公布，红喜依旧是全班倒数第一。他挠挠头，一脸无奈，对试卷上惨淡的分数报以更深的沉默。

　　×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对那些“无药可救”亦即铁定考不上一本的学生，会安排转校，以免他们拉低一本上线率，影响学校的“声誉”。在一次例行班会上，班主任宣布，红喜将转至县二中——一所普通中学，下礼拜就走。

　　大家转过头去看红喜。红喜像是早已知道这结局，低着头一声不吭。

　　其实所有人都清楚，以红喜的成绩，离开已是定局。倒是另几个排名倒数的男生看上去明显松了一口气。

　　一阵交头接耳。班主任清了清嗓子，准备讲下一个话题。

　　谁都没想到，阿菲站了起来。

　　阿菲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那种女同学——瘦小、内向、中规中矩，没什么存在感。只见阿菲涨红了脸，声音颤抖着：“老师，为什么要让红喜走……这是不对的。”

　　教室里一片寂静。班主任的表情有些尴尬。他干笑了一声，示意阿菲先坐下。

　　阿菲仍杵在那里，倔强地抬着头：“老师，这是不对的。”

　　“这个，这个是学校的决定……”老师尴尬地说。

　　阿菲的声音带着哭腔：“可是……老师，你知道这是不对的。”

　　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零星的掌声顷刻间化作狂风暴雨。我们如梦初醒般使劲地拍着巴掌。几个男生高声喊：“凭什么赶走红喜！红喜不能走！”

　　班主任徒劳地挥着双手，让大家安静下来，但是没人听他的。

　　我们从来都是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十多年的教育从未教过我们质疑和反抗。我们循规蹈矩，我们唯唯诺诺，我们患得患失，几乎忘了自己正青春年少。然而此刻，仿佛是血液中的叛逆因子被点燃，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叫嚷着、宣泄着，肆无忌惮忘乎所以。我们敲打着桌子，大声喊着红喜的名字，不知是为红喜，还是为自己长久被压抑的青春。

　　红喜愣住了。他傻傻地看着大家，扑倒在桌面，失声痛哭。

　　班主任脸色铁青，额头沁出汗珠。他僵立了一会，愤愤地摔门走了。

　　这事闹得挺大，全班被通报批评，班主任挨了骂。可到底还是没能留住红喜。那一天，我们正上着早自习，红喜的父亲来了。他躬身站在门外，带着最谦卑的表情，挽起的裤腿上沾着泥巴，像是刚收完三亩水稻。

　　红喜双眼红肿，抱着书包走上了讲台，朝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好多女生哭了。教室黑板报上的“飞扬青春，梦想成真”，不知何时已换成“红喜，没你不行”。

　　此前，我们几乎从未视红喜为朋友。这个沉默孤僻的男生，不经意间引发了一场青春风暴，然后用背影告诉我们离别的重量。

　　中午广播时间，传来女主播甜美的声音：“高三（5）班的红喜，为全班同学点歌。他特别想对周阿菲同学说一声，谢谢你，祝你长命百岁。”

　　我们哈哈大笑。这个红喜，真是土得可以。阿菲也在笑，随即捂住嘴，眼角噙着泪花。

　　现在想想，在那个男生女生几乎不说话的年代，这大概是一个农村孩子最真诚质朴的祝福吧。

　　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一瞬，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于是我闭上眼睛，假装专心听歌——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

　　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

　　和那段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