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介明

　　1999年我们在香港推行教育改革，引起了家长对学校的不满，教师对学生的不满，雇主对本地毕业生的不满。虽然在推行之前我们做过很多研究，做过很多报告，并且所有的方面都做了改革，但是结果并没有用。因此我们决定停下来，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在后来的十几年里，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全美国的法学院学生毕业以后，当律师的大概只有50%;工程学院的毕业生，从事与工程相关工作的只有65%;唯一例外的是医学院，几乎100%的学生都当了医生。

　　还有一个现象，城市里最热门的行业——零售、银行、保险、投资、会计，这些行业以什么标准雇用人呢？他们基本上不看你的专业，而是看你这个人。我们曾经访问了很多专业学会，比如会计师学会，我问，我们的大学应该怎样教会计？他们说，大学里教的东西在工作几个月后就用完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技术，当会计、搞审计最重要的是诚信、敏锐，学校培养不了，我们看的是人。

　　2008年，英国著名的伦敦帝国学院做过一个调查，工程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中还有81%的人说愿意当工程师，而二年级的学生愿意当工程师的只剩下44%。英国曾有一个统计，推算出15岁以上的英国公民一生大概要换13次工作。据美国劳工部2006年推算，美国公民一生会换10.6次工作。

　　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样的学历会越来越贬值。

　　在我国香港，20世纪70年代百货公司的部门经理一般都是高中生，在当时很了不起。后来这些百货公司改组，搞科学化管理，这些人就下岗了，转到下一级的百货公司去了。再后来，百货公司要懂电脑、会英文的人才，又淘汰了一批。最近15年左右，因为内地旅客来香港自由行，要求商场里的员工第一要讲普通话，第二要是年轻人，于是，很多人到了50岁左右就没活干了。这种情况以后还会更加严重，而且越变越快。

　　以前社会的变化周期大概是五六十年，所以在人一生的三四十年工作寿命中，不会经历很大的变化;而现在是5年一变，甚至3年一变，所以人的一生会遭遇很多变化。从就业来说，“从一而终、一劳永逸”那种概念已经没有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已经彻底过时了。

　　所以，我们的教育要面对未来。我们的下一代要应对怎样的生活？他们有准备吗？就算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按照我们既定的目标完成得很好，也只不过是为下一代找到了一个职业，而且这个职业还是不稳定的。

　　应试教育让大家都不满意，它占了学生很多时间，家长也很纠结，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如果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就真的能为孩子准备好往后的几十年吗？这样想一想问题就不一样了。

　　最近这六七年，我通过研究教育的宏观政策发现，对教育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学生的学习，其实我们很少研究。事实上，学习能力才是最根本的。如果一个人善于在新的环境下学习、应对，在他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时，他就有能力再站起来，一有机会他还能够成功，因此，宏观政策最后还是应该落实在每个学生微观的学习能力上。

　　社会变了，职业不稳定了，你一心一意想要你的孩子赢，跟你一心一意让你的孩子将来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这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