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好像很少谈个人的价值，我们总是谈一个人在大的群体里的价值，所以会觉得如果我只在群体里有价值，那么我个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是个很叛逆的小孩，喜欢躲在一个角落里读自己喜欢的书，那些书大人基本上是不准我看的，连《红楼梦》都不准看。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父母不准我读《红楼梦》是因为有一句古训叫“少不读红楼”，《红楼梦》的许多内容在讲青春期的事。我躲在棉被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本书跟自己那么靠近。它讲十二三岁时的身体发育，身体有一种恐惧，不晓得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其实这是没有答案的，可你不能跟父母讲，也没有办法在学校里跟老师讲。现在也许好一点点，但那个时候的教育很保守，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跟一个比自己年长的人谈论身体上的很多困惑、焦虑。所以那时候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书。

　　我躲在房间里看书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怕被爸爸发现。后来他跟我说：“我没有反对你读《红楼梦》，但你的功课因为读《红楼梦》而变得一塌糊涂，也是事实。”他一直觉得，我原来在学校的功课很好，就是因为读了这些小说，成绩慢慢退步了。当然，今天的父母也未必没有这个压力，就是希望孩子接受社会给他的安排，这其中，在学校里做一个好学生是极其重要的事，而好学生的标准就是考试成绩第一名、第二名。

　　印象里，我总是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爸爸，因为他工作很忙。等我终于见到他时，他一定会问，这个月考了第几名？我就说第二名。他一定又会说，为什么不考第一？我忽然觉得很有趣。父亲走了之后我在想，他跟孩子的对话其实是一个很固定的模式，还有就是，如果我考了第一名，不晓得他会讲什么，他永远觉得你目前做得不够，你应该做得更好。

　　那时母亲和父亲的角色不太一样。我妈妈没事就喜欢敲我的房门，我知道她很担心，因为她不知道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干什么。她问：“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吃点药？”我说没事，然后一脸臭相地把门关了。过一会儿她又来了，说：“我炖了鸡汤，要不要喝一点？”这种话她大概一天会讲很多次，所以我在《孤独六讲》里面有一句话——“母爱有时候也是一种暴力”。

　　其实我跟我母亲很亲很亲，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青少年的时候自己会在日记里真的写下了这句话——“母爱有的时候真是暴力。”我觉得人有两次剪断脐带的时候，大概第一次是在出生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育的时候。我希望跟母亲脱离一种关系，因为只有脱离才能证明我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当然自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跟学生相处，也知道爱大概是给对方最大的自由，是去祝福他走得更远。

　　我曾经看到一种青枫——日本的枫树。青枫的种子有两个翅膀，我看到以后很感动。我觉得在大自然里，一个母体树结了种子，它是想祝福种子能够飞得很远，所以送它们一对翅膀，因为如果种子落在母体树下是长不成大树的。

　　其实还是矛盾，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残忍，就像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跟如此爱我的母亲讲“我要离你很远”这样的话。在我25岁离开台湾到巴黎去的时候，我兴奋得不得了，觉得整个人都飞起来了，因为有爸爸妈妈，6个兄弟姐妹，一大堆的阿姨、婶婶、伯父、叔叔的家庭聚会是我最头疼的事情。每次聚会我都觉得很虚伪，大人们在那里一直谦让，12个人一桌，让来让去都坐不下来，我看了就很烦。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叛逆，我就一屁股坐下去，回去当然是被痛打一顿。因为我爸爸跟我说：“你知道吗？每个人都知道该坐在哪里，他们是故意在让。”我听了好奇怪，为什么他们要故意让？难道是在测试别人有没有教养，懂不懂礼貌？我现在跟学生出去，他们一屁股就坐下来，我又觉得怅然若失。我的意思是说，人总是两难，不知道我们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

　　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孤独的时期，甚至读大学的时候会跑到庙里住很长时间。我妈妈吓坏了，因为你到庙里去住，去挂单，捐一点钱给庙里后，别人就会寄他们的通知给你，上面写着“蒋勋居士”。我妈妈看到“居士”二字就觉得我已经出家了。我跟她开玩笑说，我还早得很，还不能立刻出家。

　　到巴黎以后，我发现同龄的青年朋友好像跟家里没有这些冲突或者困扰。我忽然发现，他们可能在十三四岁时，背着一个背包就出走了，而我却不敢走出去，因为家里人会告诉你，你走出去就是危险。我父母是从战乱中过来的那一代人，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那个时候我的法国朋友跟我说，法国流行站在路边搭便车。我常常看到，也很羡慕，但是我不敢做这样的事。法国朋友说，他们13岁就开始跑遍整个欧洲，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安全感跟我认识的这些朋友的安全感距离那么大。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开车带我去法国的东南边，一个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方，叫白山。这地方是通向意大利的通道，他们说：“我们把你丢在这里，你今天就往意大利走。”因为我跟他们讲了很多次我多么想去意大利。他们走了以后，我简直是心乱如麻。我一直觉得我很叛逆，我想寻找我自己的孤独，但其实我没有办法走出去。当时，我紧张得不得了，后来有一部车停在我面前，我拉开门立刻就钻进去，因为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入夜后我大概会在山里被冻死。很奇怪，我想到的全是坏事。更奇怪的是，我的两个朋友其实没有走，他们一直躲在远处看着我。

　　一个月以后我回到巴黎，他们说其实那样轻易上别人的车很危险，你至少要看看这个人的面相善还是不善。而事实的真相是，我上车才发现司机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在瑞士工作，所以他每个周末都回威尼斯的家。他开着车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路上一路唱着歌，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豁达”这两个字好美。

　　所有的害怕和恐惧都在想象中，一旦跨出那一步以后，那种恐惧忽然就不见了，于是我也跟他唱歌，不会唱就跟着他哼。他那天很兴奋，还请我吃了晚饭，我们聊得很好。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威尼斯，我忽然很大胆地说我不要，我说我要去米兰，要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是达·芬奇那张几百年前的壁画。他说：“好，我把你放在米兰，因为米兰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进去再出来大概要很久，我就把你放在高速公路上，你自己走进去。”我说：“好啊！”

　　我下了车，背着一个背包就走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一首英文歌《离家五百里》，然后我就开始唱那首歌，忽然觉得好快乐，就是所有原来捆绑你的（不只是家族的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社区的关系），全部不见了，就是你一个人。我拿着一个青年旅馆的地址开始走，因为那个人开车之前指着那片灯光说，那就是米兰。就像今天你在上海的边缘，有人把你放下来，说那就是上海，于是你就往那个方向走。

　　我跟很多朋友和学生讲，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次这种事。后来台湾有一个“流浪者计划”，每年鼓励年轻人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我有一个学生就骑了三个月的单车去西藏，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我自己身上一直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