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邛崃的一间教室里，我问孩子们：“父母都在外地打工的，请举手。”
全班一大半孩子举起了手。
我又问：“爸爸或者妈妈一方在外地打工的，请举手。”
这次，几乎全部孩子都举起了手。
他们的父母都在哪里打工呢？
雅安，新疆，青岛，西藏，成都，韶关，北京……
我问：“你们想没想过要去爸妈身边上学？”
一个学生委屈地说：“我在家里哭，很想到妈妈那里去读书。妈妈说她那里没有我们的房子，不让我去。”
另一个学生说：“我去过，在江苏读三年级的时候，但没多久爸爸妈妈就让我回来了。因为那里的学费太高，报名费就要一千多块钱。”
住在奶奶家的雪莉带着钥匙回到爸爸妈妈的空房子。爸爸妈妈不在，这还算家吗？只能算空房子。我问：“你爸爸妈妈都不在，回来做什么呢？”
小姑娘说：“我想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好让爸爸妈妈回来看到。”乖巧的她把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写在墙上，三个名字写在一起。
雪莉只是想念。而德明的心思就有些复杂了，这个九岁的男孩总是独来独往。
“你心里高兴的事、让你生气的事，你会跟谁说呢？”
“没跟谁说。”
“跟妈妈说过吗？”
“没有。”
“跟老师说过吗？”
“没有。”
男孩的眼睛不愿意与人对视。他是怎么度过一天天、一夜夜的？他的喜怒哀乐，谁知道？
“你知道怎么跟你妈妈打电话吗？”
“不知道，她有时会给我打过来。”
“妈妈如果不打回来电话，你就没法给她打电话，是吗？”
“是。”
“你要是遇到特别困难的事，需要告诉妈妈，找不到她，你会让谁给你帮忙？”
“没有谁。”
一群志愿者走近留守儿童，德明和别人不愿说的话，却愿意和一个大学男生志愿者说。孩子们多了个哥哥姐姐，也算是有了个可以说话的人。正赶上一个女生过生日，父母远在外地打工，怎么让孩子高兴地过个生日？志愿者们买来蛋糕，装饰了房间，请来了留守儿童小伙伴，唱起了生日歌。没想到的是，歌还没唱完，那女孩就流泪了，低着头，不说话。接着，又一个孩子哭了，接二连三，孩子们都哭了。一个孩子说，他爸爸出去已经有两年多了，从来也没有给自己过过一次生日。
在贵州遵义的一所学校，我翻看学生的作文本，“打工”成了常用词：
“我的未来，去打工；没有文化，打工没有人要；爸爸妈妈去浙江打工了，妈妈寄了一件毛衣给我，是她在浙江一针一线织成的，她打电话到学校找我，问我毛衣合身不合身。”
在山里孩子的作文本里，常常出现“广东”“北京”“江苏”等地名，这是父母打工的地方，对孩子来说，熟悉又遥远。
在四川遂宁的一个村子里，我看到一家门上没有贴春联，家里只有姐弟俩留守着。
“爸妈都不在家，你们怎么过年呢？”
14岁的姐姐吴敏淡淡地说：“过年？就这样过呀，跟平常一样。”
“我看你们所有的邻居家门上都有春联，只有你们家没有春联。”
“买，要钱的。”
“一副春联多少钱？”
“不知道，我听说要几块钱，我就没买。”
我又问弟弟：“吴强，过年时你有没有跟姐姐要鞭炮？”
吴强说：“我说了，别人都有玩的，我没有，我叫她给我买。”
“那你给他买了吗？”我问吴敏。
吴敏说：“没有。连糖都没有买。”
在江西的一个村庄，村里不太容易看到青壮年，这个村子被称为“993861”部队：“99”是指重阳节，指老年人；“38”是指妇女；“61”则是指儿童。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出去了，留守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我看到半大的男孩子独自一人在地里干活儿，就猜到，应该也是父母出门打工了，邻居插秧他就跟着插秧，邻居施肥他就学着施肥。
寂寞的留守男孩沉默寡言，有心事，就自己闷着。
我问：“那心里憋着难受咋办？”
他停了一下说：“我就喝热水。”
我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这些情景，都曾进入我们的镜头。这样的情景里，最打动我的是那些孩子的表情和眼神。父母不在家，他们的眼里多了一层云，脸上没有那么明朗烂漫，状态没有那么放松无忌，更没有孩子气的任性撒娇了。半大的孩子往往和人有一种距离，甚至有些戒备，我走近他们时，小心翼翼。
平常日子，还好过，节日呢？
2011年的中秋节。江西宜丰，月亮圆了，照着不圆的家。缺少成年人的村子，老的老，小的小，节还是要过的。
我们来到龙岗村的邹祺家，爸爸和叔叔们5个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留下大大小小十来个孩子，由70岁的爷爷和65岁的奶奶照顾着。开饭之前，我看到小邹祺拿着一把筷子准备摆放，我想，在镜头前用筷子这个细节来展现，会很容易让观众理解邹家人口的变化。于是我问邹祺：
“现在摆几双筷子？”
“8双。”
“爸妈、叔叔他们都回来呢？”
孩子扳着手指数着，爸爸、妈妈、叔叔，要摆11双。中秋节，他们都不回来，只有过年他们才能回来。
年，还很远。
（司志政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我遇到你》一书，辛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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