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小羊

　　我想我应该代表了很大一批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于一个生活安逸的小城市，父母在同一家国企上班，就读于子弟小学，在初中一年级之前，唯一接触过的英语是大白兔糖纸上的“White Rabbit”。

　　我从第一节英语课就明白自己缺乏学习语言的天分，尽管努力记忆，回家放下书包，还是发现当天所学的单词一个都不会读。望女成凤的父亲带我步行十多分钟去同学家请教单词的读法，四个单词中有一个是“face”，我至今记忆犹新。如今总有人怀念没有网络的时代，我想如果他们曾经被父母带去别的同学家请教过单词的读法，就一定会放下这种轻率的怀旧。

　　当一个邻居家的哥哥凭借一台小收录机自学成才，考取了某大学英语专业后，父亲的希望被重新点燃，为我买了一部与大哥哥用的一模一样的收录机。收录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却并没有让我一跃成为英语尖子生。无论多么努力，英语依旧是我的短板，我通常需要花费比英语优秀的同学多三倍的精力背单词，然后回家吃个饭的工夫就忘了一半。这显然不是智商的问题，否则你无法解释我的数理化成绩为何可以遥遥领先；这甚至不是记忆力的问题，否则也无法解释我能熟背历史书这件事。

　　邻居家的哥哥一直是父亲激励或者“打击”我的武器。上高三的第一天，当我发现他竟然成了我的英语老师时，我在心里默默念了三遍“快地震”。

　　眼前的那座山峰，你迷恋它，爱抚它，热爱它，每天与它拍照留念，但就是无法翻越，或许正是这种挫败感，使我较早懂得了个体面对庞大人生时的无力。一直到大学毕业，英语始终是我花费最多精力去学习却效果最差的学科。

　　对于这件我始终在努力做却不断失败的事，我几乎没有向别人倾诉过什么。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正如父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的，你学得不好，一定是因为你不努力。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观点无懈可击，如果你不幸是一个特例，四处倾诉不一定能够获得理解，反倒有推诿之嫌。

　　渐渐地，我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英文学得好的，一种是英文学不好的。这两种人，只有低级兼容高级，高级几乎不可能兼容低级。我读书的那个时代，英文好的人身上都有两种气息，一种是洋气，一种是牛气。记忆很深的是大学英语老师，4年时光，除了点名，他一个中文字都没跟我们说过，下了课一溜烟儿似的就没影了。听说他曾经向别的老师吐槽，说给我们上课是对牛弹琴。

　　工作以后，虽然鲜有机会使用英语，但我学习英语的劲头还是会不定期发作。单身的冬日百无聊赖，买了厚厚的一本英语背诵文选，每天跟着录音背美文。寒风在木格窗外焦躁地徘徊，我蜷在被窝里，为了保证自己的发音带着英国贵族口音，一句句地跟读。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下，背一会儿人就困了，常常是已经睡着了，磁带还在孜孜不倦地试图向我灌输知识。

　　在英语考场上奋笔疾书；帮助外国友人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看英文原版电影，被机智幽默的台词逗得仰天大笑。我经常做这样的美梦。

　　沪江背单词，每天15分钟CNN，新东方、新航道的口语班，我都试过，并不是一点儿进步都没有，至少出国旅游的时候，敢跟空姐要饮料了，然而离我的梦境相去甚远。我认识的一位温州女士，没读过大学，就靠每天在家看美剧，两年后就去美国陪读了，还交了许多美国朋友。与我20年的英语学习血泪史相比，她根本不算是学英语，只是在娱乐的过程中，顺便掌握了一门新语言。

　　有些问题，靠努力不一定就可以解决，年龄却意外地帮助我们解决了，解决的方式，并不是当初设想的攻克它，而变成绕过它、无视它。近年开咖啡馆，认识了许多英语达人甚至外国友人，我对英语这个女神慢慢释怀了。会英语的中国人那么多，会中文的外国人也有那么多，我会不会说英语，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重要。这种放下，究竟是自知时间宝贵，要将它们用在更需要的地方，还是终于与自己和解，承认想做与做好是两码事？或许两者都有。只是人生已去小半，倘若当初少一些心愿，大约时光也不至于浪费太多。

　　（雪茹摘自《当代青年》2015年第2期，勾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