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晗

　　我生长在一个打小报告的环境中，从小学开始，就经常被迫写字条检举不守纪律的同学。初中二年级时，班主任突然公布了一个李光耀式的禁令：不准带瓜子进入教室。我是第一个“躺枪”的，虽然我那是禁令之前两个月的事，虽然只吃了几粒，虽然我并没有把瓜子皮扔在地上。我窝窝囊囊地点头承认了，然后表面平静却无限腹诽地接受了惩罚，扫了一个月的地。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告诉了我检举我的人是谁，那是一个座位跟我隔着一条过道的短发小姑娘，长相、成绩都平平，我俩无冤无仇，我对她几乎没什么印象。她说她看见了就要说出来，并且认为自己很正直，我竟无法反驳她，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有哪里不对。

　　高中的某一天，我也面临了类似的处境。学校禁止学生在校园里骑自行车（老师可以），只能推着走，我和住得近的师姐在一个晚自习之后，可能出于一时的叛逆之心，或是着急回家，抬腿上车往前溜了一段，恰巧被教导主任瞥见。他大喝一声，从夜色中冲过来拦住我们。师姐一个激灵，本能地迅速上车骑得飞快，消失在夜色中。主任只揪住了我，然后开始审问逃脱的那个同学是哪个班的，是谁。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主任暴跳如雷，在办公室里与我僵持了一阵，终于放弃，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别人骑车扣5分，你得扣20分！”

　　惯于做良民的我当晚失眠了，恐惧、愧疚、怨恨的情绪纠缠着我，不过最后的结局也不外乎被嘲讽一番，被罚擦了一阵子黑板。第二天傍晚见到师姐，她很紧张地问我后来的事，得知我没供出她来，长舒了一口气，愉快地骑车走掉了。

　　这两件事算是我波澜不惊的学生时代里的大事。多年后，我看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三傻大闹宝莱坞》，都有要求学生检举揭发的情节，可见服从权威还是选择义气是全世界人民都会面对的处境。沈佳宜主动站起来抗议老师这种挑拨同学关系的做事方式，一下子摆脱了柔弱校花的形象，让她的爱慕者们对她多了几分敬畏。而《三傻大闹宝莱坞》中的拉杜被校长以开除相威胁，要求供出作弊者，面临的选择是被动而迫切的。虽说家境贫寒的他考上大学不易，但出卖朋友等于否定了他做人的意义，拉杜最终选择的是从窗口跳了下去。当然，他只是摔断了腿，却震慑了校方，也保住了自己的尊严。这一摔竟让他的人生开阔了起来，他从此无所畏惧，成为一个有尊严、被人敬佩的人。

　　我不知道那些揭发别人的人后来过得怎么样，只是突然很庆幸，当初自己没有当一个告密者。

　　（王文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15期，康永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