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在六年级的科学课上，坐在你右边的男生在某个星期二是否觉得你漂亮并不会改变你的人生；那个你喜欢但从不回你短信的女孩，或者一个月前你没有获邀参加的那场派对，这些都不会改变你的人生。
但是，正如任何一名初中生都知道的那样，当你恰好身处这些忧虑中，你很难不会当局者迷，你很难不去关注校园红人的午餐桌旁那充满虚荣的座位，或是你喜欢的那个人灿烂的笑容。我敢这样说：“你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一定思考过自己在同学中的地位问题。”当然，我也想过。
五年级时，我抱着成为校园红人的愿望来到卡尔洪学校（纽约市一所实行进步教育法的基础教育学校）。当时，我认为人气高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或者至少电视节目和电影保证那些头发富有弹性的人气女孩和施以某种神奇化妆术后人气大增的书呆子女孩最终会得到幸福。
五年级时，我想法幼稚，认为卡尔洪是一个没有社会等级差别的地方，就算有，我也完全能应付。就像班级里新来的一个女生一样，当我来到这个其他同学从小就彼此认识的班级时，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想错了。
问题是，在读初中的那些年，老师和家长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质疑现状，并听从自己的内心，就能成为最好的自己。虽然这话很对，我们也都在努力去做最好的自己，但我们每个人仍然在对归属感的渴望中挣扎着。
大约一年前，当我坐在副驾驶席上、言辞激烈地对妈妈说着“我不够讨人喜欢啦”“我的朋友不够多啦”“我做得还不够好啦”之类的话时，妈妈打断我说：“我只是觉得，你在要当校园红人这件事上花的心思太多了。”
“我没有。”我咬牙切齿地予以否定。这时妈妈说了一句话：“那些受欢迎的孩子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你所不具备的吗？”
谈话至此，我已经失去了辩驳的能力，所以咕哝着：“就那些东西呗。”那时我本该说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比起那些受欢迎的孩子欠缺了什么，但肯定是有欠缺的。我在初中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就是想弄明白那些“酷孩子”到底为什么酷。
这和他们穿乔丹版的鞋还是勒布朗版的球鞋，留直发还是鬈发，听独立摇滚还是流行音乐有关系吗？或许当你开始节食的时候，你会看到巧克力在向你招手；你蓄起胡须，却发现胡子长得稀稀拉拉；在公开场合，你不再拉着父母的手。问题是，这些做法没有一样会真正见效。不再拉父母的手所达到的唯一效果就是让父母伤心，蓄起一副稀稀拉拉的胡须只会让你显得稚嫩，节食只会让你觉得自己很胖。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文化中时，我们很难不去这么做。当某个特定圈子里的家长每周共进一次午餐，或是爸爸只会跟某些人的爸爸握手时，我们会看到这种文化；从那些拉帮结派的老师身上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文化；更重要的是，从彼此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文化。它清晰地显现在每一个轻蔑的表情、每一次甩头发的动作和每一个虚伪的笑容里。从原本空着却在我们想坐下时忽然奇迹般地坐满了人的椅子上，我们能看到它；从我们无意中听到别人议论谁热辣谁不热辣的低语中，我们能看到它；当你的好友在Instagram上获得的点赞数比你多时，我们也能看到它。
我们初中毕业了，因此我们认识到，如果这个世界是由六年级的科学课上坐在你右边的男生在某个星期二是否觉得你漂亮而决定的，那么或许这些烦恼和忧虑也还算值得。但问题是，从长远来看，这一切都毫不重要。因为从现在开始的20年后，那个星期二将只不过是你希望有一个男生觉得你漂亮的1000个星期二中的一个。正因如此，比起一味徒劳地追求人气，我们更需要从初中时光里收获更多的东西。
在即将步入高中校门之际，我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数学老师那让数学变得有趣的能力，或是能拥有科学老师的那种信念——坚信我们只要想成为科学家，就都能成为科学家。
我希望以我七年级的英语老师为榜样，既能看到别人的善意，又能激发这种善意；我希望记住我八年级的英语老师如何致力于让学生了解身边所有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圈子；我希望能像历史老师那样，让历史变得生动有趣，让学生乐在其中，且富有教育意义；我希望像教务长那样，对变革充满热情；我希望像校长那样，坚信只要我们记得承担责任、掌握主导权并聆听自己的心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功。因为20年后，我希望自己不是因为坐在哪张餐桌旁吃午餐而记住了中学时光，而是因为那些周三开的舞会、那位改变了一切的指导老师和那些激励过我的老师。
20年后，我希望我们会因为共同分享过的每一次欢笑、唱过的每一首歌以及和朋友度过的每一个真情时刻而记住卡尔洪。
事实上，在那些校园红人的身上有一种神秘的特质，这跟穿哪个牌子的球鞋和涂什么颜色的唇彩无关。你没法儿把它提炼成“21招让你受欢迎”或“19天让你变得有人气”这样的东西。所谓受欢迎，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接受自己，并尽情地展现自我。所以，朋友们，大胆地走出去，尽情地展现自我吧！
（容纳摘自《新东方英语·中学生》2015年第5期，Getty Image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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