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东西能被排成话剧，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我觉得原来我也可以进行完整的故事创作。但是当时的问题是，写完《疯狂的石头》也没人投钱拍。因为你算算账，怎么都得上百万元的制作费，所以我就想，那就干脆写个便宜的拍吧，然后就重新写，怎么不花钱怎么写，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故事《香火》。
临到毕业的时候，我说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拍出来。然后我就开始把我头两年攒的钱拿出来自己投资，开始拍《香火》。
拍完之后，我其实完全不清楚这个片子能够用来做什么，我只是把它拍完了、剪完了，往那儿一放。但是就在我准备重新找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的那个摄影师朋友就跟我说：“有一个香港电影节的选片人来北京了，听说你拍了一部新的电影，你可不可以给他看一看？”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说：“能见人吗？那我就给他看看吧。”我记得当时他只看了一半，因为急着赶飞机，没看完就走了，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没戏了。大概一个月以后，我突然收到了邮件，他说想邀请我的电影参加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所以，其实这是我拿到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从那时开始，我觉得我要坚定自己的方向，我要开始做电影导演。紧接着后面我就拍了《绿草地》。当我拍完《绿草地》之后，我就开始在全世界进行第二次免费旅游。我记得那年我在柏林影展放《绿草地》，我数了一下，底下只有40个观众。然后我出来坐在台阶上，突然有个人坐到我身边，我一看是陆川。我们两个就在那儿聊影展，最后我们俩聊着说：“到底拍电影是给什么样的观众看？”不是说每年拍一部电影，跑几万公里去跟几十个观众交流，我希望我的表达能够有更多的观众看到。因为中国电影在海外毕竟是边缘化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拍电影能够给中国人看。我就想，我应该拍一些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这才是我的方向，于是，我下定决心再做一次改变。
回来之后，我在香港参加影展时遇到了刘德华。华哥看完我拍的《绿草地》后，说：“你其实是有做商业片的潜质的，你愿意拍什么电影我不管，我给你一笔钱。”一开始说的是500万，后来变成300万了。然后他说：“我给你一笔钱，你想拍什么都可以。”我当时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
所以，我在收到他的这个邀请之后，回去开始想拍什么。这时我把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又拿出来，叫《大钻石》，就是《疯狂的石头》，进行了4个月的改编，就开机了。
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了。电话那头说：“我是韩三平。”他当时跟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刚刚看完。我们决定发行。”所以，我就稀里糊涂地被卷进了商业电影的怀抱里。
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就是为了拍一部商业片去挣钱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电影是一种文化产品，不提炼出文化核心来我觉得它就是空的，它就仅仅是娱乐产品。
我想了很多，然后重新改组公司时，我说要重新换一个品牌。我在《无人区》的片头加了“坏猴子”的标志，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仅做电影，我们要开始做电影背后的文化。这“坏猴子”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喜欢好玩儿的东西，然后我喜欢可以改变、有创新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后面做的东西，都符合这样的标准。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导演的，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在我的人生计划当中。大学四年，我学的是画电影海报。毕业之后还画过一张，当时画的是刘德华。画完那一张，我就失业了，因为打印机诞生了。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迷茫是什么感觉，就是站在人生的“米”字路口，觉得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是又完全不知道走哪个方向才是正确的。我记得当时我在金韵琴行，跟琴行的老板张敬云聊天。我说：“其实我挺迷茫的，我不清楚该去哪里。”他当时跟我说：“宁浩，我是过来人。做生意这件事儿呢，非常简单。一毛钱买了，两毛钱卖，你就挣了；一毛钱买了，五分钱卖，你就赔了。而且这件事情呢，对年龄没有要求，你到30岁的时候一样可以干。你现在还年轻，应该先去读书。”
然后临到毕业的时候我就问自己：“宁浩，难道说你就准备这么混下去吗？”我想，我还应该变，我还应该继续改变，我要开始做一个电影导演。
也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那么爱改变呢？为什么那么喜欢改变呢？或者说你就是没常性在一个地方待着？”
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一次旅途，而在这个向前走的过程中，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问题，我觉得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过去，不要停在这里。改变，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余娟摘自中央电视台《开讲啦》节目，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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