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璇

　　近一两年来，每周五晚上，语文特级教师曹勇军都会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到了晚上6点半，曹勇军习惯性地打开一间教室的日光灯。这亮起的灯光在他看来，有些像接头暗号。不一会儿，十几个高中生从学校的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灯光会持续两个小时，这是曹勇军和十几个高中生的夜读时间。从2013年冬天起，这位南京知名的语文老师办了一个“经典夜读小组”，带着学生读经典著作。

　　这在其他高中语文老师的眼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山东一位语文老师听说后感叹：“毫无疑问，曹老师做了一件很多语文老师想做却未必能做到的、意义深远的事。”

　　如此赞誉却让曹勇军高兴不起来。他回忆：当时办“经典夜读小组”，是因为看到不少学生到了高中，“除了考试和练习册，早已不知阅读为何物”。于是，快要退休的曹勇军试图给学生上自己心目中的阅读课。

　　语文阅读教育正在被“异化”

　　2013年11月23日，曹勇军第一次带着学生夜读。

　　头一次办这个活动时，他等了半个小时，才来了3个学生，其中两个没看完他指定的书目。当时，曹勇军有些没底气，而学生们也不理解曹老师为什么要搞阅读小组。

　　毕竟，高中生要阅读的课文和考试素材并不少。但在曹勇军看来，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

　　他走访过不少中学，发现了一个现象——相当一部分学生，把大量时间花在操练跟阅读无关的现代文阅读题上。

　　这位江苏省特级语文老师直言了一个“惨烈”的现实：语文阅读教育正在被“异化”。

　　教龄超过30年的曹勇军不否认现代文阅读题的“特殊功能”——“大量、快捷、低成本测试阅读能力的一种手段”。不过，他担忧这种“测试性阅读”会成为一些高中生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阅读文本。

　　曹勇军第一次和学生在灯下夜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沈从文的《湘西散记》。他给学生列了一个有分量的、“传递价值”的书单。其中有寻找自然和诗情的《给孩子的诗》和《大地上的事情》，有反思极权主义的《1984》和反科学乌托邦的《美丽新世界》，还有一些文史哲著作《美的历程》《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哲学简史》。

　　按照现代文阅读考试要求而进行的对“文章细部刻意的、人为夸张的理解”，被这位语文老师完全摒弃。对像讲解考试题那样告诉学生“这个是‘关键词理解、这个叫‘把握作者的情感、这个叫‘手法鉴赏”的做法，他显得很不屑。

　　“任何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去读文章。”他说。

　　“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

　　是一种崇高的训练”

　　自从有了那晚“格外明亮”的灯光后，阅读教室的灯几乎每周五晚上都会亮起。

　　“经典夜读小组”里的女生霍晨这样回忆夜读时的心情：“在大多数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时，我们在这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阅读盛宴。”

　　一份《夜读记》记录了学生口中“阅读盛宴”的一些片段。在读梭罗的《瓦尔登湖》中《阅读》这一章时，曹勇军让学生找出读到的最受启发的句子，并谈谈感受。

　　这是当时讨论的部分对话——

　　朱冠怡：“‘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随时能展现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通常还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于它之上，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是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我他感觉这个句子很有哲理，又有美感。”

　　曹勇军：“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不要迷惑于华美的言辞，关键要看其背后的思想。”

　　杨思羽：“我最喜欢的是‘我愿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富的思想，来到瓦尔登湖。思想的丰富是无穷的，能引发人生的彻底改变。”

　　曹勇军：“本章第3节‘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是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我们的夜读活动，正是对这个句子最好的注解。”

　　十几个学生围坐在椭圆形的木桌前，不是在听老师向他们灌输方法和道理，而是按照要求先将指定的书目读完，在周五夜读时参与讨论。之后，他们还要完成读书报告。

　　在描述这种难以传递的“私密”阅读体验时，霍晨用散文化的语言写道：“每次结束夜读之后，我都久久无法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走向学校大门的步伐更加坚定，风在耳边沙沙作响，脑海中还在不断回忆着之前激烈的讨论和老曹说过的话。”

　　带着十几个学生一年读完17本经典著作，让曹勇军获得不小的成就感。不过，在那间教室之外，高中阅读教育的现状仍然令他担忧。

　　跟美国教育界一位同行的交流，加深了他的这种忧虑。曹勇军曾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师学院教授傅丹灵：“美国中学如何上阅读课？”傅丹灵介绍，美国的九年级学生（高中一年级学生）每周的阅读内容，除了精选的作业（平均每周3篇到4篇故事和散文）外，还有13个短故事和7个说明性文本。学生在家里阅读，在课堂上讨论，课后还要完成一篇文章。

　　从直观的阅读数据和方法上，曹勇军看到了中美母语基础阅读教育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位苏教版语文教材编写者忧心忡忡地说：“很多学生不仅不读课外书，连语文课文都不好好读了。”

　　在曹勇军看来，这并不能怪学生，更荒谬的现状是，不少老师自己都不读书。他曾问一些年轻教师是否读过某些书，那些“80后”老师表情尴尬，只能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这些年轻老师可以被称为‘做卷子长大的一代。”曹勇军形容道，“他们能做的就是捧着教材，把答案搬给学生。难怪现在很多学生都很鄙视语文课。”

　　在宏观的教育设计中，“让学生读整本书是被倡导的”，有的课程标准中还会列出书目。不过，在教育一线实践30多年的曹勇军深感，“纸上的东西落实起来很困难，并且这些要求没有配套措施”。

　　高考命题者试图用考试指挥棒来引导师生们重视经典阅读。曹勇军介绍，江苏将《红楼梦》《三国演义》《哈姆雷特》等10本名著列入高考必考书目。在江苏文科高考语文试卷的40分附加题中，这些名著会以两道解答题的形式，占据影响考生命运的10分。

　　但听上去有些讽刺的事情发生了。“有些老师如何讲《红楼梦》呢？他们将这本名著的一章一回‘碎尸万段，变成一个个考试点，让学生读。”

　　这位年近60岁的老教师很无奈：“好好的《红楼梦》变成了‘红楼梦复习资料大全。”但他也能理解，在应试教育的浓郁氛围下，“不少老师变得短视和急功近利。”

　　“想要毁掉哪一本书，就把它放进高考必考书目里。”他开玩笑地说。

　　“温情的教育改良者”

　　并不能完全跳出应试的话语体系

　　回到校园，每周五晚上的那束灯光，有时在曹勇军心里“显得有些孤独”。

　　他翻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里面是学生们轮流写的一页页阅读记录。笔记本中间夹着几张请假条，大多数请假的原因是“补课”或“家里有事”。

　　这些夜读的高中生，平日里要忙着上课和补习，有很多的考试要应付。为了挪出读书时间，他们有的攥住课间和午休时间，有的抓紧晚上睡前的20分钟。

　　“经典夜读小组”成立后，有新成员加入，也有不少人“艰难”地退出。一个学生在给曹勇军的《退出经典夜读小组申请书》里写道：“这些天我经历着复杂的思想斗争。斗争围绕‘我是否学有余力展开。虽不愿意承认，但我确实不是学习轻松的学生，如果我继续维持这种状态，很可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退出的学生大部分是因为课业负担太重。曹勇军解释：“有的学生考试成绩有了波动，心理压力就会很大，家长就会担忧，甚至有的老师也会有意见。”

　　在召集“经典夜读小组”成员时，曹勇军也设立了门槛，其中包括“学习成绩排名”。他承认，这种特殊的阅读课是对优秀学生的“私人订制”，面对的是“考有余力”的学生。他将自己的阅读课视作对应试化阅读教育的“一种突围”。

　　有人问曹勇军：“经典夜读究竟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有没有影响？”尽管创办初衷不是为了应试，但这位自称“温情的教育改良者”的教师，并不能完全跳出应试的话语体系。

　　他可以给出满足功利主义者期待的答案。他介绍，在一次模拟考试中，南京市语文考试作文得分65分以上的考生中，有4人是“经典夜读小组”的成员。

　　另一个例子听上去也很符合现实主义者“有用”的价值观。“经典夜读小组”的一位学生，在申请一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时，高校老师听说他跟着老师一年读了17本经典著作后，对这个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天前，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面对着坐满一间小报告厅的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曹勇军分享着他的语文教育故事，其中包括“经典夜读小组”。在场的一位高中语文女教师私下说：“他做的事情，普通老师做起来是很难的，毕竟他有特级教师的能力和威望。”

　　而曹勇军周五晚上从阅读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有时一片寂静，有时夜雨敲窗。抬头看看头顶上的亮灯，他有时会感觉到“孤独”，甚至是“悲壮”。

　　不过他说，这里的“悲壮”不是一个贬义词。

　　（岸芷汀兰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4月1日，康永君图）